前  言

　　2004年以来，“非遗”保护作为“现象级”文化事件，持续在国内社会文化领域产生影响。近些年，随着“非遗”保护重心由“申报-认定”阶段进入“保护-传承”阶段，许多值得反思的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其中有关“非遗”及“非遗”保护的价值问题，尤其值得深入讨论。刘铁梁教授在讨论“非遗”保护话语权问题时，提出“内价值”与“外价值”这对学术概念，他指出，“内价值是指民俗文化在其存在的社会与历史的时空中所发生的作用，也就是局内的民众所认可和在生活中实际使用的价值。外价值是指作为局外人的学者、社会活动家、文化产业人士等附加给这些文化的观念、评论，或者商品化包装所获得的经济效益等价值”，并且指出“目前‘保护’民俗文化的做法与结果，多重在其外价值的实现，而不是其内价值的实现”。刘铁梁对于“内价值”和“外价值”的讨论，与其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第六条之规定“每一社区、群体或个人应评定其所持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而这种遗产不应该受制于外部的价值或意义评判”，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强调“非遗”保护必须重视其内在价值，同时对外部力量赋予的外在价值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评。

　　过去十多年，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价值的讨论上，如郑乐丹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特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归纳为历史价值、文化与科学价值、审美价值、精神价值和时代价值等五类；高小康提出“非遗价值包括历史、科学和艺术等方面，价值评估是非遗保护实践的基础”。另有不少研究对各非遗门类（如手工艺类非遗、民间曲艺、节日类非遗、少数民族非遗等）的价值进行了分析。无论是其历史价值，还是科学和艺术价值，某种意义上说，大都是外部力量（如政府、学者等）而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持有者或传承人及共享人赋予其的价值。同时，过度着眼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价值的讨论，容易陷入一种似是而非的陷阱，即这些可能并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价值，而是人类创造的大多数文化的普遍性价值。这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合法性就受到了挑战。

　　在此情况下，有必要从其他方面着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价值讨论。日本学者菅丰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并不具有价值，而其价值实际上存在于传承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关系之中，也就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是在文化与人的关系中得以生成的。杨利慧也指出：“非遗保护的目的，便是确保非遗在该人群内部并通过该人群而得以继续实践和传承，因此，对作为‘局内人’的社区民众‘所任何和在生活中实际使用的价值’的认识和尊重，应当成为非遗保护工作的基本原则。”加上前面提及的刘铁梁教授关于内价值和外价值的讨论，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从“非遗”主体出发，讨论“非遗”的价值及其实现问题。某种意义上说，从本体性价值向主体性价值转变，是讨论“非遗”价值问题的重要突破。不过，这些研究有意或无意间过多强调“非遗”内在价值，而对其他各种社会力量进行批判的研究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非遗”保护领域理论和实践不能很好融合的问题。

　　从主体及关系出发，可以发现“非遗”及“非遗”保护的价值实现有赖于文化持有者、政府组织、社会活动家、商业资本方、学者等众多社会主体共同的文化实践。因此，我们讨论“非遗”及“非遗”保护的价值问题，不能厚此薄彼，既要对目前实践中过度强调外在价值进行检讨，也要对学术研究中过多强调其内在价值的理想主义进行反思。因为真正良好的“非遗”保护实践，应该是在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之间寻求耦合路径。否则，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张力只会越来越大，从而既不利于“非遗”保护实践，也不利于“非遗”研究的深入。另外，从实践层面来看，正如黄龙光所言，“在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上面临被行政同化的危险，下坚守民间立场未能完全做到，中缺乏学科内部足够的自反性”。

　　这些问题的产生，与长期以来我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不同参与主体赋予“非遗”保护的不同价值及各种价值内在相关性有关。诚如岳永逸所言，“谁的‘非遗’、谁的多样性应该是‘非遗’运动中须时时诘问和警醒的问题。”鉴于此，本文将从主要参与主体入手，重新审视和反思各参与主体赋予“非遗”保护的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易言之，本文要讨论的正是“我们究竟在向被命名为‘非遗’的东西索取什么”的问题。具体来说，本文尝试回答：为什么过去十多年里“非遗”保护运动能够成为影响如此之大的文化事件？又是哪些力量在推动该文化事件不断走向深入？以及如何在不同主体的不同诉求中寻求最大限度的价值共识，以促进“非遗”保护实践和“非遗”研究的持续和深入开展？

　　一、“再东方化”：“非遗”保护中的国家与传统主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思想文化领域逐渐掀起重新讨论和评价“传统文化”的思潮。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文化热”是一种文化领域的“再东方化”行动。“东方化”是著名文学理论家萨义德提出的概念，旨在讨论西方学者如何构建作为“他者”的“东方”的问题。在西方学者眼中，“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这种观念在清末逐渐被国内社会知识精英所接受。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下，当时社会知识精英为摆脱思想困境，迫切需要一种崭新的理念来重塑社会思潮。于是，以西方理性主义和现代化理念为先导的启蒙运动就此展开。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综合国力提升，在国际社会中谋求话语权与彰显文化自信的需求进一步提升。在这种背景下，重新审视和评价传统文化成为必然选择。这个过程可以称为“再东方化”。再东方化，就是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尤其是文化意义上的“东方”后发国家，在经济和政治地位得到某种程度的话语权后，在文化领域展开的抗争。传统的回归，成为这一时期文化讨论的主题。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实践层面传统的有限回归，已不足以满足政治建设需求。因此，进入21世纪后，“非遗”保护作为文化话语权的象征一经进入国家视野，就迅速成为国家文化事业的重要事件。在各级政府推动下，“非遗”保护运动迅速与传统回归或“再东方化”过程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文化势能。正如杨利慧所言，“今天在中国轰轰烈烈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本土延绵不断、生生不息的文化保护传统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化。”

　　从国家立场来看，以“非遗”保护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复兴实践，其内在的权力运作是国家政权建设的政治需要。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再东方化”实际上是重构民族国家认同、凝聚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政治实践。在此过程中，“非遗”作为文化资源和文化符号，被赋予极其丰富的内涵和意义。就国家来说，保护“非遗”更像是一种政治口号，而“非遗”保护则是这一口号的政治实践。王杰文指出，“‘遗产化’的文化实践，乃是一种基于‘现在的’需要而创造性地挑选、命名、重组‘过去的’文化资源的创造性活动。”因此，在国家政治话语中，“非遗”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被建构成为民族精神的载体和塑造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符号资源，同时也是作为国家故事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发出本土声音的话语技术。

　　从“非遗”保护的实践过程来看，除作为文化资源可以对内提升自豪感、对外争取文化话语权之外，更重要的是“非遗”及“非遗”保护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治理资源。正如岳永逸所言，“自上而下的‘非遗’运动也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清理与自救运动。不仅如此，它还是从底层开始，层层上报、审查、评定的文化运动。”通过“非遗”保护实践，国家意志得以融入文化领域和日常生活。国家通过制定政策、制定标准、认定程序、设置机关部门等，获得文化价值的评判权，进而为实施社会文化治理奠定制度基础。正如陈志勤所言，“非遗保护作为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策略之一，无论是保护制度的建设还是传承实践的运作，在政府工作层面都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

　　总的来说，国家主导的“非遗”保护，既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文化领域的投射，又是赋予“非遗”以丰富的政治和国民精神等外在价值的过程，同时还是国家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从政治实践来看，国家主导的这场文化事件至少有两个层面的价值：一是政权建设层面，既有利于在长期“西方中心主义”文化霸权中突围，寻求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发出自己的声音，又可以借此强化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培养民众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二是文化治理层面，作为治理资源，“非遗”保护本身也可以在政府系统（主要是文化管理部门）内部形成完整的行政运作机制，通过各项“非遗”保护制度的设置，以更好地实施社会文化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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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