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局面

　　第一点，民间文化进入非遗名录，民间具体的文化就成为国家法定的、公共的文化。民间文化原来可能是具体的人在享用、在实践的东西，是一些具体的家族、族群在开展具体的活动。例如，端午节划龙舟这个习俗，湖北人在湖北划，江西人在江西划，不同地域的民众都有其特殊的习惯，各种活动类别有它特定的区域。组织这样的集体行为对地方民众来说很方便，因为是长期形成的，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可是，把它变成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就不一样了。国家通过法定的程序来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不是几个专家提意见、做决定就可以的，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正式程序才具有效力。

　　第二点，这些项目进入非遗名录体系之后，社会各界对它的态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非遗保护的内在要求是，按照现在的样子，尽最大的努力来保持不变。如果随意地改变，那就叫破坏文化遗产。有些项目你要去破坏，就会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相关的法律法规，是会被起诉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意味着必须是它自己。非遗项目本身具有无可置疑的价值，它不再需要以搞慈善、公益、发展经济等名目为托辞，让非遗保持是它自己，这不仅是非遗持有人的事情，政府每年要批给保护项目一定的资金，并提供相关服务。在非遗保护的价值和逻辑里，你是你自己，就是最好。

五、意涵

　　中国是全世界最重视非遗保护的国家，没有哪个国家，不论大国还是小国，像中国这样对非遗保护有这么大的投入，从乡镇、县、市、省到国家，都建立了配套的体制。非遗保护在中国，不是既有体制在做一个文化工程，而是这个文化工程在进行过程中造就了一套专门为它而存在的体制。

　　中国现代化的路径来自新文化运动的选择，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再到新文化运动，思想界的主流已经不把中国的现代发展寄望于自己的社会内部，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外部的输入。现代国家的建设在根子上是培育新的国民、新的社会，但是，新如何可能，从哪里来？当时的答案是从外面来，作为先知的知识分子从外面拿来，从上往下灌输，也就是从上来。国家的现代建设必须重建国民与国家的价值一致性、文化同质性，必须回到文化的根脉上去，理解老百姓的价值观，弄清楚他们的诉求。一个整体的文化，不仅仅是从上面来的，从外面来的，也是从内部来的，从下面来的。非遗保护立项落实了这样一个从内部、从下面确认文化的道路。这些年，国家非常重视传统文化、文化遗产，建立国家公共文化。

　　民族国家最关心的是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它的行为能否被外部世界所认可。对于现代国家来说，彼此之间在文化上相互承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非遗保护可以在个人、社群、地方、国家、国际等层面建立联系，使各方构成相互认可的关系。通过非遗，我们可以把上面提到的这些层面串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文化整体。非遗名录塑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体系，使得整个非遗保护成为有序的、体系化的，可以不断推进的人类事业。我们有很多国家级项目最终成为世界性非遗项目，个人、社群、地方、国家、国际社会借文化的相互认同而联系在一起了。

六、结语

　　“封建”这个词细究下来其实挺有意思，冯天瑜先生以“‘封建’考论”为名发表过文章，后来还以这个主题出了大著。在进步主义的观念里，封建既是历史上的过去，也是道理上的“不应该”，失去历史正当性，也就是“无未来”的应然性表达。

　　我们在标题中的“迷信”前加上“封建”一词，和“文化遗产”一词配对，是要表达“无未来的迷信”与“保证未来的文化”之间的反差。封建迷信是注定没有未来的，民间文化被赋予非遗的身份，就是学人、政府与民众共同约定保障这些项目有可以预期的未来。非遗意味着是什么，也意味着不是什么，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内涵是对未来的严肃期许。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是过去的当下，也必须是有未来的当下。

（本文刊载于《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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