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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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丙中]从封建迷信到文化遗产


作者:高丙中       来源于:中国民间故事网

二、话题

  我们在非遗保护的现象层面看到的是民间文化的具体项目被列入人类非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级非遗和省市级非遗的代表性项目名录,并由此获得公共领域的正当地位和公共财政的有力资助,以完全正面的身份在几乎所有重要场合登堂入室,成为公共生活的主角。所以,非遗保护实际上是把民间文化的一些项目作为代表,给予全面的扶持,改变民间文化在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处境。民间文化构成了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人生意义的基本内容,民间文化借非遗之名所发生的改变,使国家的现代建设转向以老百姓的生活文化为基础。

  我有机会参与非遗保护的专家服务工作,具体参与的是民俗类非遗的调研、评审工作。民俗组主要评审的是各地各民族的民俗项目。这些项目涉及面广,参与度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几乎所有的民俗项目都包含民间信仰的内容,有些项目就是民间信仰本身。无论是一般的民俗项目,还是专门的民间信仰项目,在入选非遗项目的过程中,悄悄地发生着一种重大的变化,那就是民俗的迷信标签不见了,公众看到的是各方都接受的非遗项目。

  这里还是举清明节这个例子。清明节在成为国家级非遗,被纳入全国公假之前,各地政府,尤其是北方,清明节前后都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防火。因为这时候大家要到山上去烧纸、烧香,容易引发火灾。每年这个时候,媒体就会报道市民去扫墓引起交通不便和环境污染以及其他一系列问题。清明节成为国家法定的公假之后,政府引导民众从原来的就地点火转变为到集中设定的专用焚化点焚烧,从而有利于火源控制和环境保护。同时,向市民宣传错峰出行,祭祖不一定非要在清明节当天,也可以提前几天,而市政要做的是增加主要路段的公交车次,这样就大大缓解了清明节祭祖的安全问题、环境问题和交通问题。

  迷信变成非遗,在这里解决的是合法性问题。现代社会公众行为必须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包含社会文化的、行政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和法律的合法性,其中,基础性的是社会文化的合法性。迷信变成非遗,窒碍难行的就变成畅通无阻的,而外部环境几乎可以说,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非遗话语树立起来之后,原来那些迷信话语就沉寂下去。当包括迷信在内的这一类事物被定格在非遗保护的项目上之后,我们再从事这些活动,不管是清明节祭祖,还是其他的民间信仰活动,就再也没有人说是在搞迷信,而是被认可为非遗传承,个人活动甚至具有了公益性质。这就是说,对于同一个对象,在不同的情势下,以不同的话语来言说,就会形成不同的局面。所以,对于民间信仰,迷信话语向非遗话语的转变,是一个无人设计却实际上悄悄发生的过程。过去几十年,学术界为迷信所做的辩护已经够多了。通过话语的转换,非遗将以前被人们认定为迷信的事物转化为正当的,可以被社会所接受与认可的文化,这样一个过程,虽然在表面上看来是无声无息的,但是对于民间信仰本身及其所牵涉到的文化活动而言,却是一种惊心动魄的巨变。

  被人们的现代常识理所当然地认定为迷信的活动,以非遗项目的名义重新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个转变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妈祖信仰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后来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像妈祖信仰这样的项目可以进入名录,丰都庙会之类的项目就不能呢?因为妈祖信仰有其特殊性,它无可置疑地是联结大陆和台湾的文化纽带。妈祖信仰不仅在闽南地区及中国整个沿海地区影响广泛,在台湾也是普遍的信仰。但是,丰都庙会就不一样了。许多人说丰都庙会是典型的迷信,这个庙会的形象呈现主要是长期遭到坚决批判的阴曹地府、牛鬼蛇神。如果它能够进入国家级非遗名录,在中国几乎就没有迷信了。在成为地方级非遗后,丰都庙会的组织者锲而不舍地申请进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丰都庙会最终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是皆大欢喜的共同选择。在这个过程中,第二批进入国家级名录的有保生大帝信仰、东岳庙庙会和妙峰山庙会等影响巨大的类似项目。这些庙会都是当地每年举行的重大活动,被地方政府当作重要的公共文化活动来运作。在特定的政治经济话语之下,人们提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些活动能够带来人流,带来需求,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所以被当作发展经济的一个绝好载体。

  丰都庙会期间,人们巡街确实有牛鬼蛇神的装扮,我们换个思维来看,黑白无常是人们最熟悉的文化符号,不管这些符号的来源是什么,在过去代表什么具体意涵,现在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地方民众通过这些符号表达了一种集体心理、一种社会凝聚力。它是一种代表民众意识的文化符号,本质上跟别的符号没什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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