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确定了一个大致的方向。在这个专辑里面，除了收录了一部分德国、波兰、意大利等国学者的调查研究结果，还发表了美国学者理查德·多尔松（Richard M. Dorson）题为《“伪民俗”》（“Fakelore”）的文章，介绍了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在美国掀起的有关“伪民俗”问题的学术讨论的背景。从多尔松的文章中可以看出，美国学者对于“伪民俗”的理解和德国学者的“民俗主义”概念并不完全一致。前者主要用在民间文学的领域，指的是文学界由于十九世纪以来的浪漫主义的影响而对民间文学进行仿制和美化的现象，并在二十世纪伴随着出版业的商业化而得以大量推广与兜售。这些所谓的民间文学作品并非扎根于专业的民俗调查，而是加入了文学家的想象和创作因素，所以有“假造”之嫌。可见“伪民俗”所批判的，只是少数知识分子对待民间文学的浪漫主义态度，而并不是在战后的发达国家所出现的全民性地寻求文化回归的民俗主义思潮。 三 民俗主义论的余响
有莫塞尔提出的民俗主义论，经过鲍辛格尔的批判性发展，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经成为德国民俗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这个概念的提出，就像鲍辛格尔总结的那样，至少有以下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可以促进对于民俗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变异的研究；二是强调了传统在真实程度上的相对性[2]。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由于受到德国学生运动以及盛行于西德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冲击，关于民俗主义的讨论不得不暂时告一段落，直到七十年代末，民俗主义才又重新成为民俗学界的热门话题。1978年，Neusiedlersee周边地区的民俗学者结成了一个民间文化研究协会，并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议题就是“民俗主义”[3]。这次会议的参加者们，一方面回顾了六十年代以来有关民俗主义论的学术历史，另一方面对民俗主义现象的社会功能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比如民俗学家乌尔里希·托尔科斯多夫（Ulrich Tolksdorf）就以民俗主义思潮影响下的饮食文化的变迁以及饮食消费心理为例，总结出民俗主义在功能机制上具有如下的特征[4]： 1） 民俗主义是一种外向型的休闲活动。 2） 民俗主义是地方主义的一种表现方式。 3） 民俗主义带有人为操作的表演性质。 4） 民俗主义要对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进行重新约定。 5） 民俗主义有必要在社会中取得合法性，即在理念上必须获得公众的认可。 6） 民俗主义既意味着文化策略上的保守也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生活质量。 在这次会议上，民俗学家康拉德·科斯特林（Konrad Köstlin）以《以民俗主义为理论？以民间文化为疗法？》（Folklorismus als Theorie? Volkskultur als Therapie?）为题发表了演讲。他认为，民俗主义产生的背景往往是一种地方文化面临危机，人们为了寻找心理上的安全感和文化认同才会去重塑传统。所以民俗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性的理疗机制。它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与陌生人的交往或者旅游业的兴起，而是有它群体内在的需求在起作用。这种需求在根本上来源于当代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由此带来的人与传统的异化以及失去家乡（即乡土生活）之后的人们的那种失落感[5]。 1979年，以“家乡与认同 – 地域性文化的有关问题”（Heimat und Identität. Probleme regionaler Kultur）为主题，第22届德国民俗学大会在基尔召开。高特佛理德·科尔夫（Gottfried Korff）在会上宣读了题为《民俗主义与地方主义》（Folklorismus und Regionalismus）的论文。他在科斯特林提出的观点的基础上，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民俗主义运动兴起的原因。在文中他使用了“群体自恋心理”（kollektiver Narzißmus）的概念，认为对于“美好”过去的想象和重塑，往往是那些处于贫穷落后状态下的社会群体用来补偿不能令人满足的现状的一种方式。他列举了鲁尔工业区的工人阶层的生活为例，说明本地区新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