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仙多是无心得，可向桃源作醉乡”（黄裳《菊花其三》）。陶渊明能以平等精神看待自然造物，并承认自然造物身上的自由品质，那是无法分析的，是自己形成、自我确证的，是未经预谋而随意呈现的，是极复杂而又极其简单的。只是因为人类对物之世界持久的表象化、对象化、图像化、数理化，使自我脱离了曾在其中度过的淳朴岁月。

　　于世路中行于中道，但并不出离人世，而是保持一种若即若离、恰如其分的距离。桃花源关于人类、非人类生命存在现状的启悟，即不以促逼与解蔽作为把握世界万物的手段，而是充分尊重万物的本质，同时将人对于自然深层根基的窥探，保持在一个友善、可控的状态之下。

　　“难写之景”与“不尽之意”

　　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于现实中重建桃花源或乌托邦，是一代代文人不竭的梦想与怀乡冲动。

　　“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毕也，哀又继之。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庄子·知北游》）。古人与江海湖泊、游鱼走兽、草木禽虫、流云烟霞亲密亲融，在高山、森林、山谷、平原和河流间游历，人与自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无论儒道，无论境遇，无论廊庙宗社、山林竹篱，有山水以寄傲，有园趣以怡颜，千古诗心尽付溪桥野渡、深林幽涧，这样一种自然美学的精神，是原生的、纯粹的人类的生活之境，是“俯仰自得”的宇宙之感。

　　具体到日常生活，文学活动是一种生命体验。“寂寂柴门村落里，也教插柳记年华”（刘克庄《清明寒食二首》）；“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鸾”（吴惟信《苏堤清明即事》）。清明时节，人们想到的不是“四夷宾服，百姓家给，政教清明”（《汉书·礼乐志》）这样美好的上古秩序，而是与草木鸟兽一同感受着物候的变化，体验着与物质世界的亲密关系，也带有心理层面上“作为记忆与永续希望的一种存在方式”。那永恒不灭欢欣灵动的生命力量，就在寻常居饮之间，让所处其中的人舒怀、安心，再不必苦求一个虚诞妄作之永生仙境。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诗经·小雅·鹤鸣》）；“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荆棘被原野，群鸟飞翩翩”（阮籍《咏怀诗》）……这些都是高度简洁明晰的直觉造型，寥寥几字就可构成一片“林中空地”，一个小规模的生态系统，并生动展示着动物、植物、荒野之间的功能性生态关系，也彰显着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与自然有亲有故的民族，觉得彼此尚能默契相安，便深感快意。

　　中国古代文论常有“适会”“兴会”“遇合”这样的字眼，“诗有天机，待时而发，触物而成，虽幽寻苦索，不易得也”（谢榛《四溟诗话》）。文学创作过程中的空山人语、久候不遇、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都是在情景融合中含蓄的自然感兴，“言外之意”“象外之象”“弦外之音”的艺术魅力，就在于显现与遮掩的恰当之处。就是在西方的自然文学中亦人欣然意会者，比如在《瓦尔登湖》“冬日的访客”一章中，梭罗散步回来时，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很有中国士大夫气息的梭罗：“有时残雪犹存，我散步回来，还发现樵夫深深的足印从我门口延伸出来，在火炉上我看见了他削尖的木片，屋中还有他的烟斗的味道。”此外如《瓦尔登湖》“秋色”篇中提到的“把精美的紫色薄雾留给散步者来收获”，无不透出中国文化语境里隐约而灵动的寂静之音、禅悟之美。

　　桃花源看似神奇，触目尽是日常事务；看似凡境，又奇迹般消失，达成了“状难写之景”与“含不尽之意”的精妙，说明自然的根基是一切意义、价值之源，但其自身是隐藏着的，不可以示人的。它往往表现为深蕴于物象之中的一种情致、一种格调，这种神秘底蕴恰是陶渊明文学风格的深层特征。

　　“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刘义庆《世说新语》）“桃花源”是那么自然、真实，好像只与我们隔着一条桃花溪水和一孔数十步的山洞而已，同时闪耀着出世而不离世的精神光芒，平畴阡陌、清流碧树、视野中铺展开的葱茏绿意，无不散发着优美、安详的诗情与美感，以及一种似有似无的神秘性和超自然性。“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人世的时光已是百转千回，“桃源梦”的文学世界还葆有着最初的自然与纯粹，旷远超然，无为逍遥，无以遮蔽，也不可磨灭。

　　翳然林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