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以积极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这一新型遗产概念为先导，从立法、技术、行政和财政等政策渠道多方面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治理新时代。这一进程与中国于2004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简称《非遗公约》）的国际合作机制以来积极推动地方、国家的制度化建设交相同步。因而，我们可以在整体上将这二十多年的历程理解为新时代中国文化政策朝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简称“两创”）的关键时期。《管子·轻重己篇》有云，“夏至而麦熟，秋始而黍熟。”近日，崇文书局正式发行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正是实践这一政策转型的标志性成果之一，也是长期耕耘于非遗保护领域的多元行动方向即将在金秋十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大的一项郑重献礼。

　　《大辞典》由前言、凡例、目录、正文、索引和附录六部分组成，共计6636个条目，320万字。从编纂体例上看，正文分为基本理论、制度机制、实践活动、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五大部分。这一依类结构的内容安排从整体上“均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视角构思”，举凡概念术语之阐释，制度机制之解说，实践行动之概总，代表性项目之撮要，传承人事迹之叙讲，皆体现了“科学性、权威性、专业性、实用性”并重的编纂方针。这里，我们仅结合“前言”中反复强调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这个关键定位来理解这部工具书之于中国文化政策制定和文化治理的当代意义和实践价值。

　　——以政策为导向提供非遗本体知识体系的概念工具

　　尽管非遗这一新概念的普及和推广仅有不到20年的时间，但非遗保护乃是一个立足当下、连接过去并朝向未来的动态过程。“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此乃非遗理论研究与保护实践协同发展的必然趋势。《大辞典》的编纂工作一方面需要对接非遗保护这一国际化的多学科互涉领域，另一方面也要体现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默会知识及其多层面的文化义理，从词目厘定到词条释文，汇总、规范并丰富了在这一政策领域激增的概念、术语和专用语汇，可谓集大成之作。这部辞书始终以立足于传统而致用于当今为目标，在编纂工作启动之初就以自觉担承起阐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重目标为己任，举六年集体协作攻关之努力，不仅彰显了中国56个民族的非遗实践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内生性联系，也从人类性的宏阔视野展现了保护存续于主权国家领土上的各种非遗项目对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不同文化间对话和激发人类文化创造力的政策框架和知识图景。

　　以文治化，天下文明。“基本理论”部分基于文化研究的概念或术语解释，对充满活力且不断扩展的遗产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工具性指南。这个部分共收入188个词条，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一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为指引，从国际与国内的双重互补视角考察了若干遗产概念缘起的文化政策背景，归总了中文语境中特定术语及其语用迻译或曰本地化表述的学理依据，进而通过对举遗产领域的关键概念，对与非遗保护事业密切相关的核心术语进行了系统化归集和定向清理。编委会精心挑选的基本概念，从文明、文化、文化认同到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民间文化、地域文化等，这些概念主要源于文化研究这一学科互涉领域，既有全球范围使用的概念工具，也有中国特色的自主性术语，但都与非遗保护工作中普遍使用的关键词、核心术语、知识单元密切相关，有助于形塑相关行动方共同遵循的话语系统和工作语汇。

　　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通过以来的五十年间，有关“遗产”的各种定义层出不穷，这种表述上的繁盛实质上遮蔽了概念之间的种种颉颃，也极大地影响了全球化进程中国际社会乃至主权国家对遗产的分类、认知、保护和管理方式。《大辞典》采用文化政策领域的循证方法来统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定义的国内法与国际法，同时通过交互参证相关的国内外法律法规、公共政策、制度机制和行动领域，力图同时解释这一全球现象，由此引导读者从不同的文化公约进入遗产分类的国际承认和国际理解进程。比如说主编王文章撰写的“文化遗产”“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词条，依据国际法的界定进行了对举，以法律文书为依循，从概念上厘清了“文化遗产”的政策语境及其广义与狭义之分。与此同时，该工具书还分列了由相关政府间国际组织或专业委员会主导的其他遗产保护计划或工程，涉及文献遗产、农业遗产、工业遗产等行动领域，由此也在不同的政策对比和法律矩阵中彰显了非遗保护的循证知证决策过程，同时阐明了结合中国自身国情发展自主性概念工具以统摄非遗本体知识体系的重要意义。

　　尽管人们对这些概念、术语和语汇的理解也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但《大辞典》力图完成的中心任务是在学理层面聚焦使用既符合国内法又向国际法看齐的核心概念和政策语汇，理解并传达如何确保非遗这宗活态遗产的存续力，这一基本向度事关老百姓的生活世界和代代相传的默会知识和本地实践，而如何界定并描述“不可触摸的”非遗实践，则须结合国情并立足当下，做到深入浅出、化繁为简。诚然，有的概念超越了辞典体的简短定义，或对每个概念进行了扩展式讨论，但将其置于文化研究的学术史和理论方法论背景之中，有利于探索非遗保护及其政策语境中的专门化语用含义，亦实属必要。因而，大辞典列出的基本概念和专用术语概括了诸多关键词的基本定义，为从事非遗保护的专业人员和热爱非遗实践的普通读者提供了必备的理论常识和非遗知识。

　　——以中国当代文化治理的基线行动建立自主性话语体系

　　从“如何申遗”回归“如何保护”的话语实践，立足于文化政策和遗产管理的立场处理保护与“两创”的关系，同时基于建设新时代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学科体系的知识生产、管理和服务等多重诉求，从文化政策切入法律、技术、行政和财政的一般性保护措施到将非遗保护纳入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主流，成为《大辞典》编纂工作的一个基本导向。

　　《大辞典》第二部分“制度机制”共收入99个词条，从国际法到国内法，从机构组织到名录体系，从分级管理到制度化建设，将非遗保护的基线行动即以遗产项目的确认和界定为始端，延展至符合中国自身国情的多重保护举措，彰显了政策、法律和法规之间的层级关系，以及在不同行动方之间建立起来的功能互补型协作网络。因而《大辞典》从国际、国家和地方层面提供了有关制度机制的连贯性和多样化的分层描述，集中对国际法和国内法采取了沟通并联的多重叙事方法，有助于廓清非遗领域的法律、政策、制度和基线行动的循证路线和知识生产进路。基于阐明文化政策制定的编纂理念，2003年通过的《非遗公约》和2011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简称《非遗法》）不仅可以而且应该被理解为规范性文本和通约性话语，还可以从中抽绎出中国特色的制度化建设方略（如调查制度、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及传承与传播制度），赋予文化治理过程和结果的循证知证决策及其实践涵义，有助于阐明国际法和国内法之间的互动意义、运作机制和影响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的各种制度化措施。因而，这部分的词条对任何从文化政策视野进入非遗保护的行动者来说都是举重若轻的一个“路线图”，有助于理解“非遗中国”之于“文化中国”的内生性叙事关联。

　　非遗世代相传，且始终处于不断再创造的演进过程之中。有关非遗及其保护的认识和实践亦须与时俱进，且因地制宜。当今中国，在非遗保护的实践上既是多样化的，也是在地化的，不仅涵盖了广泛的行动领域，还创制和应用了符合多民族中国文化现实的保护方略。“实践活动”部分共收入72个词条，覆盖了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两大基地”（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保护研究基地）、“四大工程”（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等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行动方式、实践范型和重大事件，包括对非遗研究产生过重要助益作用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和系列专题论坛，以及重要的节会、展会及标志性出版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非遗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在各地考察调研时，对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为做好新时代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为有效实施《非遗法》和《公约》，则依赖于对国内法和国际法的理念、措施和机制的深刻认识和会通理解；与此同时，随着非遗保护这一文化事业的持续发展，各利益攸关方或称多元行动方的网络不断扩大，非遗本体知识的系统化梳理、规范化传播和服务型管理越来越不可或缺。因而，《大辞典》的编纂以政策导引和能力建设为优先考量，为建构中国非遗本体知识体系并提升其管理服务的可得性、可用性和功能性作出了积极探索，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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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中国文化报》
【本文责编：贾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