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情境的研究最早在语言学领域得到广泛的展开,然后进入逻辑学、文学批评、文化研究等领域。在国际民俗学领域,对于文化情境的关注和研究由来已久,并曾经是较长时期内的热点问题。现在,结合情境的研究已成为民俗学界的主流价值取向之一。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曾简要回顾了情境研究的学术史,认为对情境的强力关注始于马林诺夫斯基:“正是马林诺夫斯基最为大张旗鼓地提倡语境。在他1926年的重要论文《原始心理中的神话》中,他反复指出仅仅收集文本是错误的,并称之为现实的残缺不全的片段。”其实,早在1923年发表的《原始语言中的意义问题》一文中,马林诺夫斯基已经正式提出了语境问题,他使用的术语有“context”、“context of situation”以及“speech-situation”等,并对相关术语作了明确、科学的界定。[2]其后,巴斯科姆(Bscom,1954)、戈尔茨坦(Goldstein,1964)继续提倡结合情境的民俗研究。邓迪斯本人对语境问题十分重视,他以刻薄的口气批评挖苦那种遗弃情境的“收集古物”的民俗学田野作业与研究方法:“长长的谚语目录被刊登在民俗杂志上,没有有关其使用和意义的任何解释……没有语境的民俗文本本质上就类似于装饰着人类学与民间博物馆的墙壁并且为私人住宅增添光彩的大量外来的乐器。这些乐器和民俗文本一样是本真的,但是,乐器的音域,乐器的音调,乐器的功能以及乐器表演的复杂性都是鲜为人知的。”[1]在20世纪60年代,民俗学领域开始比较多地使用属于这种学术思想体系的几个关键术语:“文本”(text)“本文”(texture)、“情境”(context)。邓迪斯用自己的阐述和相关研究完成了对这些术语的确切表达。理查德·鲍曼在重视情境的基础上创立了影响很大的表演理论。但在西方民俗学界,关注情境的民俗研究有一个特点或者说弱点是:“语境研究者特别强调背景知识与民俗互动的共时性,常常忘却了民俗的历史因素。在对互动的偏爱下,传统的历史被搁置了。”[2]有鉴于此,我们对文化情境的界定应该考虑文化事象的历时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