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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靖 来源于:中国民间故事网
二、 民族风情游演:从国家仪式到地方仪式
2002年4月13号
早上,按照从州旅游局拿到的新年节活动日程表,我来到景洪市皇冠酒店旁边的大街上等候民族风情游演的开始。街道的两边都已经拦上,把日常拥挤的道路隔离成了一个此时还显得有点空旷的游行表演区。而路边的观看者已经不少,多数是拿着照相机的外地游客。九点多,游演队伍开始聚拢到出发处来,鋩锣鼓乐、人声以及队伍占据了街道,游行表演中所常有的那种喧闹热烈的气氛开始出现。距离我不远处是一头大象,大象的背上披着一块有装饰花纹的彩布,一名着傣族服装男子骑在向身上,站在所有队伍的最前面。
游演队伍包括了15支舞队和景区景点以及景洪不同单位的花车,比如曼听公园、原始森林公园、民族风情园、景洪电业局、移动电话、工行、市人民政府等。这些队伍在街道上依次排开,顺着规定好的路线行进。花车上都有单位的名称和用汉语或者傣汉两种语言写的庆祝傣历1364年的布标。15支色彩斑斓的舞队则体现着所谓的“民族风情”,身着傣、哈尼、拉祜、佤、布朗和基诺民族服装,边走边舞。在这些舞队里,傣族的阵容最为强大,人数多。有不同的孔雀舞和傣拳表演,也有集体性的女子舞队。其中的一个由中年妇女领队,嘴里吹着哨子,打着手势,引导着节奏。队中的成员多为年轻人,头发盘传统的孔雀头发式,着装统一,无袖紧身上衣滚着花边,很有装饰性,手里都拿着红色的小水盆。其舞蹈动作并不复杂,和我在村寨里见到的嘎光舞相似,但显然经过简单的编导和训练,舞姿基本整齐。着其他民族服装的舞队也都显然经过排练,舞蹈动作简单重复性强,好像并非专业演员。但是来自景区的花车舞队,比如原始森林公园,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舞队中的成员身穿类似兽皮的舞台服装,非常引人注目。
大约四十分钟后,游演队伍到达州政府门前。靠州政府门前的街道上摆放着一长列桌子,州政府的各级领导已经在此等候观看游演。每个舞队都在桌子前方停下,在这个没有舞台的舞台上表演一个相对完整的舞蹈,然后再行进。因此这段时间形成了整个游演的高潮。各个舞队停下等候着表演,不同的乐声夹杂在一起,喧闹异常,而周围的旁观者更是把人行道挤得水泄不通。而正在表演的舞队成员比刚才街道上的边走边舞显得热情投入得多。一个傣族女子舞队在此的表演体现了队形队列的变化,时而成排,时而两人一组对跳。舞蹈动作不只限于手腕手臂的翻转和简单的行进式的下肢动作,腰胯转身绕圈动作增多,显出编导和训练的痕迹。在表演的结尾处,这些舞者纷纷把手中的香包丢给观看席上的领导们,然后整队继续行进。整个游演持续了大约两个多小时。
下午快两点的时候,我开始向版纳大桥出发,去观看政府在澜沧江边主持的新年节开幕式和龙舟赛。此时路上已经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江边更是熙熙攘攘,小吃摊的味道弥漫在灼人的空气里,嘈杂无序的人群涌来涌去,让我想起小时候的赶会。但这里最不同的是色彩。和上午的人群相比,来自村寨和外乡的傣族人尤其是年轻人明显增多。他们结伴而行,尤其是同村寨的女子一般都穿裁剪样式完全一样的服装。她们的衣服色彩艳丽,头上插戴着金箔鲜花,手持花伞盛装裹身,强烈的阳光和人群的密集度让这些色彩更加眩目。
设在澜沧江边的观礼台上方挂着红色的布标,上边用汉傣两种语言写着“傣历1364年新年节庆祝大会暨第三届中国昆明国际旅游节西双版纳分会场开幕式”。澜沧江对岸人头攒动,十几艘从不同乡镇村寨来的龙舟排在江面上,等候着开幕式后“美的空调”杯龙舟赛的开始。两点钟,身着傣族服装的州长岩庄宣布庆祝大会的开始,并用汉语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在讲话中,除了汇报版纳州经济建设“欣欣向荣的景象”外,州长岩庄提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加入世贸”等国家方针政策。同时,他也强调了版纳州要“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实施科教兴州、可持续发展、城镇化、全方位开放四大战略”。
讲话完毕,州长岩庄宣布龙舟赛的开始,并走到不远处摆放的一个大鼓前,在几个鋩罗手的伴奏下,手拿起鼓槌开始击鼓。但这并不是礼节性的敲击,而是边击编舞。他的手臂不停里外左右的环绕,并有节奏的击鼓,步伐很像我在村寨里看到的傣拳,腿部半低,配合着手臂的环绕前后左右跨步或者转身。步伐不大,但沉稳有力。观礼台上的其他人鼓掌叫好。与此同时,江边多彩喧闹的人群、江面上疾驶的龙舟所带来的能量、不远处放高升的巨响和当天40度的高温,渲染着庆典氛围的热烈红火。
以上所描述的民族风情游演充满着视觉冲击力、表演性、并积聚了众多参加者,是为景洪傣历新年节制造节庆氛围高潮的主要形式之一。美国传媒学者Susan Davis在研究美国费城的街头剧场时曾指出,狂欢娱乐性的游演形式同时也是反应政治社会关系秩序的一种“公开上演的戏剧”[18]。就景洪民族风情游演所上演的“戏剧”而言,我们可以看到版纳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地方代表,通过对这种形式的策划和组织以及通过亲自在场,体现了其毋庸置疑的权威。尤其是游演队伍在州政府门前的表演。在州政府党政领导们的观看下,傣族的香包丢向主席台,着各族服装的民众载歌载舞。州政府党政领导们作为“检阅”者在这个舞台上不仅体现了其政治权威,而且再次演练着颇为熟悉的国家塑建的话语,即民族团结欢乐大家庭的图景。
如美国人类学家Erik Mueggler指出的[19],民族国家作为想象性塑建的产物,同时也是一个物化的过程,即以共同认同的物象体现这种想象中的民族国家从而使其有形,比如国旗。一些人类学家认为,在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形象和文化表象是构建多民族团结共处的国家形象并使其具体有形的一个重要手段[20]。无论是春节联欢晚会、2008北京奥运,还是昆明机场、各地的民族文化主题公园,色彩丰富、欢乐纯朴、载歌载舞的少数民族的文化表象已经变成了一个塑建这种国家话语的视觉性表达。其固定性和熟悉性强有力地训导着主流社会对这种话语的认知和认同。
与此类似,在景洪民族风情游演的这一幕中,版纳当地政府通过对游演形式的控制,再次强调了这种视觉性的表达。游演包括来自学校和不同单位的队伍,但无论其民族身分,着装均为民族服装。这些服装以及演示的歌舞等标识性的文化符号在戏剧化展示性的节日空间内聚集一起,比平时显得更为醒目显著[21],生动地演示了民族欢乐大家庭的国家形象和话语。同时,如Steoltje在其仪式表演研究模式中指出的,游演过程中所产生审美上的愉悦和节日的氛围使这种国家仪式通过与民同乐普天同庆的形式得到有效的实现。
值得指出的是,傣历新年节作为一种国家仪式并非只是旅游业发展后的现象。从1953年版纳州成立到文革结束,傣历新年节的群众化和革命化的庆祝模式一直占有主导地位。1961年到1974年的《西双版纳报》[22]关于傣历新年节的报道中,展现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成就、用群众性的民间文艺活动宣传党的现行政策、节庆期间移风易俗忆苦思甜、军民泼水联欢巩固边疆等主题重复出现。尤其是划龙舟这一标志性的传统节庆活动[23],从1965年到文革结束前,演变成了边防部队当地民兵农场等参加的武装泅渡军事战术技术表演。杨筑慧[24]和Helen Siu[25]所提出的国家权力对地方传统节庆的操纵和“回收”,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的版纳,当地政府的新年节操作依然显现出这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传统,比如组织大型的民族文艺演出创造民族欢乐大家庭的氛围。同时,历年的新年节开幕式,包括前面提到的州长岩庄在2002年新年节开幕式的发言,回应党中央的政策并汇报版纳州经济建设成就成为这个仪式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据笔者搜集到的资料看,民族风情游演以及后来所称的文化游演是2000年后出现的新的节庆形式。2000年由州政府主办和景洪市文体局承办的“傣乡神韵”游演聚集了由1500人参加的12只民族表演队伍,其中包括了当年4月10号代表版纳州刚参加完昆明国际旅游节的游演活动的162名专业演员,“演绎”了“与南传上座部佛教紧密相联的西双版纳傣族古典文化的传承仪式和热带雨林的民族风情”[26]。无论景洪的游演形式是否直接来自于对昆明国际旅游节模式的借鉴,游演本身浓重的旅游化味道与1990年代以来傣历新年节旅游化的趋势息息相关。1990年版纳机场开通后,版纳的旅游业迅猛发展。傣历新年节不再只是旅游商们的重点产品,而且当地政府以其行政权力鲜明的突出旅游主题。傣历新年节不断的与各种旅游展销会、文化艺术节、国际旅游节、边境贸易会等在同一时间内进行[27]。1998年为了方便游客的参与,当地政府还把泼水的方式从以前的定点泼水扩大为街道泼水,增加所谓的“东方狂欢节”的氛围。而1999年的傣历新年节开幕式上当地政府正式强调了旅游兴洲的战略,“节日搭台,经贸唱戏”的官方定位在以后的十几年中已经成为了景洪节庆组织中的惯例。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当地政府的节庆操作一方面继续着傣历新年节国家仪式的功能,另一方面以旅游经济和地方发展为支点对这种仪式进行了再次的整合,成为一种本文称之为的“地方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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