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和讨论

　　如美国民俗学家Richard Handler和Jocelyn Linnekin指出的，传统和“传统的当代阐释是无法分割的一体”[52]。景洪傣历新年节的多面性对于理解这个节庆空间的当代存在和开展来说，也是无法缺少的。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未能涉及景洪当地民众作为一个存在内部差异性的群体的节日表述。但是，以上所讨论的版纳当地政府和宗教上层人士对节庆仪式的运作已经足以显现景洪傣历新年节庆空间的多元复杂性。这种多元复杂性帮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在国家、地方、民间仪式的交织互动中，地方文化身份、民族(自我)形象、以及传统性是如何通过傣历新年节这个节庆空间得到表达。

　　就这一领域的学术探讨而言，这个个案也是对民族节庆旅游研究的进一步理论化进行的一些思考。通过借鉴Steoltje以及其他学者对节日权力场的理论上和民族志的研究，这种探讨旨在超越对这一空间的单向或者二元对立性的权力结构的分析视角，从而更好地展现各种参与角色的具体多元性，他们的话语实践过程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所上演的“戏剧”。这一理论趋向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地去理解不仅是“谁在说”的问题，而是“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景洪当地各种官方和民众群体在每年参与这一节庆时面对并亲身经历，并成为其日常生活现实一部分的问题。

　　此外，这种理论探讨或许也可以引导我们去进一步地思考民俗学视角在文化/民族旅游研究领域中的位置。

　　就英语写作的学术界而言，随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旅游和民族旅游工业在西方的兴起，研究旅游话语境下的文化变迁也就成为了文化地理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这个领域的发展初期，美国人类学家Davydd Greenwood的“文化的英镑零售(culture by pound)”的概念[53]集中体现了当时占有主导地位的文化商品化视角，着重分析旅游消费者和目的地民众以及他们所各自代表的经济政治利益集团之间权力地位的不平衡。

　　然而，法国人类学家Michel Picard 在九十年代提出的“旅游文化化(touristic culture)”的概念[54]则体现了一种研究方向上的转变。通过研究旅游化如何成为目的地社区生活构成的一个内在方面，这个观念扭转了把旅游化视为异化性的外来因素而从文化变迁过程中割裂出来或者对立起来的理论导向。这种内在化的研究视角在近年来对中国语境中的民族以及民族节庆旅游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具体的呈现。这些英文写作的人类学家和文化地理学家从目的地社区生活的内在运作机制出发，对旅游化语境中不同的社会力量(包括国家、旅游开发商、及社区民众)的权力及话语之间的互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55]

　　不过，本文想要强调的是，尽管这些研究和民俗学学科之间并未体现出积极的理论借鉴或者对话，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前文所述的民俗学中节日仪式研究自身的理论演变，我们就会注意到这种演变一方面平行描绘了一个类似的发展轨迹，即超越结构性的或者符号性的分析，从而转向对节日权力场中展演形式、仪式生产者，及话语的理论构建；而另一方面这种演变过程中一直没有丢失从节庆空间的开放性，复杂性和多元性的本质而出发的民俗学特定的理论视角。正是这种相对独立的以民俗事象的特质为核心的视角有效地引导了后来的民俗学家在解读旅游语境中的节庆空间时，把旅游化看成节庆自身发展变迁过程中内在的一部分，从而避免了把旅游化简单化地理解为异化性的外来因素，或者把旅游化作为主导视角这样本末倒置的问题。

 

　　[1] 从版纳州政府主办的《西双版纳报》的用语来看，在六十年代初期，报纸使用“傣历新年节”，但是从六十年代中期到文革结束，则一直使用“泼水节。”之后，“傣历新年节”再次被使用。在笔者2010年的田野采访中，有两位傣族人都指出，“泼水节”是汉族的叫法，认为这种叫法并不准确 (田野采访时间：2010年7月21号；2010年8月5号)。其中的一位被采访人说：“说傣历新年不懂，说泼水节大家都知道。我倒认为叫‘傣历新年’更好一点。因为泼水只是其中的一项。像春节的时候，汉族，他有赶庙会是吧。那你不可能把春节叫成庙会，它只是活动的一个项目。” (田野采访时间：2010年7月21号)

　　[2]就云南而言，除了泼水节以外，在国内主流社会的旅游媒介中广为宣传的还包括：傈僳族刀杆节、彝族、白族、纳西族、拉祜族、哈尼族、普米族中的火把节、景颇族的目脑纵歌，白族三月街。哈尼族的扎勒特；等等。

　　[3] 王宁指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国内都市中出现的旅游消费主义(touristic consumerism)不仅是经济改革的产物，而且应该被视为由国家的政策、旅游市场、主流文化以及传媒技术等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参看Wang, Ning. 2004. “The Rise of Touristic Consumerism in Urban China.” Tourism Recreation Research, 29, 47-58.

　　[4] Kirshenblatt-Gimblett, Barbara. 1998. Destination Culture: Tourism, Museums, and Heritage.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5]覃娜娜：《傣族的泼水节及其文化内涵探析》，《 民族论坛》 2009年第2期；张春燕: 《传统与现代—民族旅游业开发中的泼水节》，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年；秦家华：《贝叶文化与民族社会发展》，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

　　[6] Hobsbawm, Eric and Terence Ranger, editors. 1983.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杨筑慧：《 旅游业发展中的节日符号操弄——以西双版纳傣族泼水节为例》，《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70页。

　　[8]光映炯； 张晓萍：《 基于旅游人类学视角的民族节日传承与发展——以西双版纳傣族“泼水节”为例》《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9] 杨民康.：《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

　　[10] Komlosy, Anouska. 2004. “Procession and Water Splashing: Expressions of Locality and Nationality during Dai New Year in Xishuang Banna.”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0): 351-373.

　　[11] Kaup, Katherine. 2002. “Regionalism versus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72: 863-884.

　　[12] Stoeltje, Beverly. 1993. Power and Ritual Genres: American Rodeo. Western Folklore, Vol. 52, No. 2/4, Theorizing Folklore: Toward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135-156.

　　[13] 参看Beverly Stoeltje 1993年的文章，第140页：“…as scholars of ritual we are searching for outcomes when we search for meaning and transformation in ritual, and we are looking for the locus of power when we examine the means by which ritual achieves its effect.”

　　[14] Rodríguez, Sylvia. 1997. The Taos Fiesta: Invented Tradition and the Infrapolitics of Symbolic Reclamation. Journal of the Southwest 30: 33-57； 1998. Fiesta Time and Plaza Space: Resistance and Accommodation in a Tourist Town.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Vol. 111, No. 439., pp. 39-56.

　　[15] Gabbert, Lisa. 2011. Winter Carnival in a Western Town: Identity, Change and the Good of the Community. Utah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6] 文化游演的日期并不固定，但都发生在13号或者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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