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喜欢红白喜事

　　说来也怪，我从小就喜欢看红白喜事，当时家里条件好，常参加大户人家的婚丧礼仪，每次去了都问这问那，回来还自己练着玩，上学后，经常逃课去看红白喜事，为这个没少挨大人骂。家里希望我将来当官，红白业算下九流，不上台面。但是我爷爷拗不过我，就和嘉兴寺的提调打了招呼，有“棚事”时，给我留个位子吃饭，这样，我常去那里玩。嘉兴寺已经没了，现在是北海宾馆。

　　嘉兴寺当时的管事高阔亭问我干吗老来玩，我说是来学习民俗的。高阔亭说：“我学了半辈子还没学会呢，你能学会？”我从小耳朵好，什么东西听一遍就能记住。当场给他背了一段荐亡文书，高阔亭没想到我只看过几次居然能背下来，而一般和尚都是拿着折子念。高阔亭直夸：你比那些和尚强多了。

　　靠白事高阔亭挣了7套房

　　老北京办白事，是暴利行业。

　　早年间遇到白事，尸体都要放庙里，这叫“停灵暂厝”，一般情况下“停单不停双”，至少7天，最多49天。庙里收费惊人，比如我大舅的原配生孩子时死在协和医院，在庙里放了15天，管我爷爷要了1万5，在当时能买三所房。

　　嘉兴寺的老当家还装样，“批评”高阔亭说：“又不是外人，不能逮谁吃谁啊，咱们今后的饭碗还在人家手里攥着呢。”话虽这么说，但一分钱也没少要。按这么收费，庙里能不发吗？到1949年，高阔亭已经置了7所房，都是14间带院的，当年他才40多岁，他是“铺盖”出身，就是在庙里的杂役，用他的话说“年轻时穷得没穿过成套的鞋，要么一黑一白，要么一大一小”。

　　为什么解放前嘉兴寺的白事影响很大？因为它不问信仰，比如故宫博物院老院长沈兼士信基督教，去世后就是在嘉兴寺发送的，现场也按洋教规矩办，要在别的庙这可不行。

　　加了一棚日本和尚经

　　抗战时，北京百业凋零，偏偏红白事发展迅猛，因为乡下的富翁都跑到城里避难，扩大了消费人群。日本人为同化北京人，过去都是和尚、道士、喇嘛、姑子、居士五棚经，后来加了一棚日本和尚经，日本和尚拿着片儿鼓，唱日文，谁也听不懂。晚上送生时，他们走在其他五棚的前面。

　　吴佩孚被日本人害死后，为掩盖罪行，日本人大办白事，由于墓没修好，结果停灵52天，日本人现了大眼，对外仍称49天。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又重新给吴做了一次白事，那次我参加了，搞得不如日本人那么隆重。

　　高阔亭最后发了笔大财

　　过去的庙主要靠办白事赚钱，北京民俗仿效清宫、王府，有皇家气派，为什么大家要那么铺张浪费？关键是为了凸显出“天恩祖德、功名富贵”来，办白事，不代表斋主有信仰，仅仅是为了衬托场面，以宣示自己的社会地位。

　　嘉兴寺生意火，高阔亭也牛，白事各行的头儿见了他都很客气，也都给高爷“黑杵”钱。

　　1948年，兵临城下，无法出城掩埋尸体，只能放在寺庙里，一天就收几千元，大家也没办法。解放后，嘉兴寺关闭，高阔亭是哭着离开的，以后他一直在家呆着，闲着没事也帮邻居、朋友张罗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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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北京晨报 2009-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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