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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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兆林]聊城木版年画生产传承中的女性角色研究


作者:张兆林       来源于:中国民间故事网

  在我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作为一家之主的男性一旦掌握了某种技艺,其家庭内不同代际中具有劳动能力的男女多会帮着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家庭成员也借此不同程度地掌握了相关技艺,但是民众多习惯于由男性家长出面交涉相关事宜,这就极容易导致外界很难了解参与其中的女性,实际也不会主动关注。聊城木版年画的生产也不例外,无论是年画的木版刻制、年画印制及成品的售卖等多是由家族男性出面处理,女性为之付出的辛劳多被隐于家庭男性之后。当然,这也是我国农耕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家庭内分工,其有利于“实现家庭劳动力的最优配置,从而各尽其能,各使其力,让劳动力发挥最大效益”。虽然聊城当地女性年画艺人的群体确实存在,且其数量远超男性艺人,但女性参与木版年画生产多是从事一些不重要的辅助性工作,即使付出再多,也并不能替代男性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这并不是罕见的个案,在我国南方惠山泥塑传承中亦有类似的情况,“绝大部分女性主要还是承担一些重复性强的简单劳作,如上彩、印模等,男子仍是泥人行业的主力军”。正是因为女性所参与的是一些辅助性工作,以及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对文史从业者思维的长期影响,地方文史资料中也极少能见到关于女性艺人的记载,造成了学术界及当地民众对女性艺人的选择性“忽略”,仅能在地方文史资料中发现无意中给后人留下的些许痕迹,如在原堂邑县马颊河两岸的村子中“干这类刻工活的很多,不少妇女也会操刀雕刻,约期交件,论件承包,成为农村的一种副业收入”。这些村落的民众,“祖辈传授代代接替,男女老幼都擅于刻板技术。他们在农忙时,从事农业生产,春冬两闲,就受雇于书商刻书板”。但是,这种隐于日常农业生产之中的生计辅助,并未在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中引起执政者或文人墨客的重视,不过是作为区域社会风俗或物产中的点滴在地方史志中被轻轻带过。

  二、女性艺人参与木版年画生产的途径

  作为乡村女性由家庭走向社会手工业生产的职业流向之一,木版年画刻印成为聊城区域内众多家境困苦女性在农业生产之余的重要选择。就目前所能掌握的材料而言,当地乡村女性参与木版年画的生产主要集中在年画木版刻制与年画印制两个环节,并未发现其参与到年画样式的创作中。在当地年画艺人心目中,年画样式创作只能是有文化的先生才能做得,年画刻版中的线版多是由男性刻制,其色版刻制则有一些女性参与其中,而女性参与年画印制过程者较多,这也成为当地民众的一种普遍性认知。在围绕聊城木版年画开展的已有研究中,多是围绕年画刻版环节展开,少有关注年画印制环节,即使关注年画刻版也多是聚焦线版刻制,对色版刻制则着墨甚少,这也是导致女性在木版年画的相关研究中存在感较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多数地区长期以来以父权制为主导,女性婚后从夫而居,这使得乡村已婚女性的生产生活多置于家庭男性权威之下,或者说隐藏于新组成的家庭之中。在马颊河一带村落的田野考察中,笔者就发现女性参与年画木版的刻制多是以家庭为单位实现的,家庭男主人刻制年画线版,而家中女性多是参与刻制年画色版,即“挖版子”。人们多认为,女性从事年画木版刻制有着男性所不具备的优势,天生心细手巧,特别适合从事刻版之类的手工技艺,而刻制木版“是个细致的活,一撇一点都要仔细剔爬,使每个字的锋芒、棱角,整齐划一,体势、姿态,清丽醒目。无论行距疏密,笔触的柔和、刚劲神气,都要深切地体会到、刻划出”。

  宋元以来,以聊城为中心的鲁西一带自然灾害频仍,又常逢连年战乱,导致当地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普通民众从事农业生产所获并不稳定,而且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受封建社会产业结构和传统思维的限制,乡村妇女多数既要从事农业生产,又要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等,不能够外出务工,所以其在家的时间相对乡村男性较多。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状况,也为了把农闲时间充分利用起来,三奶奶庙、骆驼山、许堤口一带的乡村女性主动尝试从事一些手工业以帮衬家用,如从事书版或年画木版刻制或年画印制等,既活跃了乡村的民间艺术生产,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当地年画艺人的从业群体。

  在张秋镇、迟庄、大赵庄、民王屯等村镇田野考察时,笔者发现当地女性多是以家庭或邻里的形式参与到年画的印制中,而且多集中出现在偏远村落中的年画作坊里,一些城镇中的年画店则少有女性艺人的身影出现。当地年画艺人普遍认为,年画印制的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多数人只要学习一两天基本可以参与其中,“家里进了腊月开始印年画,家里人多数都跟着干,也有村里的婶子、嫂子、姐妹等帮忙的,临近的姑姐也来帮忙”。当然,这并不是说年画印制中无核心技术,其技术的核心在于颜料的调兑,而此项工作多是由作坊主亲自负责,或请专人调兑。在当地年画业鼎盛之时,年画店或作坊一般都会聘用一个技术较高超的印制艺人,负责店内一切印制事务,该艺人多被当地人称为“把头”或“主导”。在田野考察中,笔者发现“把头”或“主导”多是由年长的男性年画艺人充任,并未发现有女性艺人的身影。女性艺人参与年画的印制,多是在“把头”或“主导”的安排下参与其中印制与晾干的环节,作坊内众人常在劳作间聊些家长里短,因而作坊内的年画印制更像一个乡邻集体的欢快的劳作。

  乡村女性参与一些手工副业的生产,是因为其对农业生产而言有一种现实性的帮衬意义,也是对空余时间的调剂与利用。因为乡村女性经常受到其他生活琐事的干扰,少有人能像男性一样专注于某一项事务,而且刻制年画木版类的手工副业特别符合她们不喜抛头露面的生活习惯。如当地乡村女性参与刻版的时间相对灵活,既可以在干完农活回家后刻版,也可以在儿女睡后刻版,还可以在秋冬两闲时节刻版,这样既不影响原有的生活节奏,还能够在保住农业收成的同时,增加一份额外的收入,所以很受乡村女性的欢迎。“听老人说,俺这片的沙土地多,适合种西瓜。村里人都在瓜地里搭个瓜棚,妇女就负责在瓜棚里看瓜,男劳力都出去找点活干。妇女看瓜也不闲着,就在瓜棚里刻书版、年画版,都忙活着。庄上老辈里就是干这个的,又不用出去学,干点就挣点。”女性参与年画印制的时间更是适合,因为乡村年画作坊多是在冬季开始印制,冬季对农民而言也多是农闲之时,且到本村或邻村年画作坊中印制年画,和作坊主不是远亲就是近邻,也就无抛头露面之说,一般都能得到家庭男主人的支持。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事收入是乡村家庭日常生活的主要支撑,其余非常态的收入只是家庭收入的一种帮衬,年画刻版或印制带来的收入也不例外。当然,民众希望这种帮衬越多越好,但是即使少了也不会对原有生活状况产生较大影响,所以乡村家庭对其所带来的收入并没有太多的苛求。由此,也使得乡村女性能够相对轻松地从事年画刻版或印制活计,而不像家里男劳力那样必须带回一定的收入来应付家庭的开支,这或许是当地年画女艺人并没有同男艺人一并进入研究者视野的原因之一。

  此外,当地还有一部分女性艺人掌握完整的木版刻制技艺,但是女性艺人乃至整个女性群体在封建社会中普遍受到封建伦理道德的约束,很少抛头露面,即使聊城境内的偏远乡村也不例外,问题是其通过何种途径参与到木版年画的刻制中,又如何从年画店获得刻版业务呢?这就涉及到当地木版年画生产中存有的一个中介力量——“揽头”,当地文史资料对其也有“工头”之类的称谓,而在我国其他年画产地并未发现存在类似的中介力量。被称为“揽头”或“工头”的人员都是由男性组成,是一种游走于刻书坊、年画店与年画艺人之间的中介力量。当地的年画艺人,尤其是女性艺人,“虽是散住在各个村落,也有组织。所有和书店接洽定件,商磋工资,讨论规格款识,及交件期限,批定合同等等,全由工头出面和书店经理人打交道。工头把活揽好,再分头交给工人,各自拿回家去刻”。无论是女性刻版艺人,还是刻书坊、年画店,都对“揽头”或“工头”有所礼遇,因为一个好的“工头”或“揽头”既可以让刻书坊、年画店省去很多周折,又能够及时组织起一批优秀的刻版艺人,所以每逢完成一个刻版任务时,刻书坊、年画店总要给“工头”或“揽头”一个红包。“工人不仅受书商的剥削,同时也受工头的剥削。工头多不从事劳动,只靠从工人的劳动工资中抽成生活,也有的以高价揽定,以低价雇觅刻工,而从中渔利。那时候工人们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以工资的百分之几养活把头,但因那时没有自己的组织,便只好一任工头剥削。”刻版艺人与“工头”或“揽头”之间其实是一种互助互惠的关系,尤其是乡村女性离家多有不便,无法直接与刻书坊、年画店进行沟通,其刻版的手工活只能全靠“工头”或“揽头”承揽分配,如此才能凭借刻版手艺带来收入,所以“工头”或“揽头”颇受乡间民众的欢迎。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民众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广大偏远乡村的女性艺人更甚,甚至多数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其又是如何将复杂的线条及部分文字完整无误地刻制在木版上呢?其实,只要我们知晓年画木版的刻制过程,就会发现木版刻制虽然涉及到众多的线条和文字,但对女性刻版艺人而言并不存在什么困难。因为女性刻版艺人只需把“工头”或“揽头”带回的书样子或年画样子反贴在梨木板上,并用温水将其背面打湿,慢慢搓去纸最上面的一层,然后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年画样子上的字或线条,按照线条或者笔画开始下刀刻制即可。

  当地刻制年画木版的女艺人更喜欢刻制书版,因为刻版艺人普遍认为刻书版要比刻年画木版难度大得多,自然带来的收益更高一些。刻版艺人认为,刻书版一点也马虎不得,必须是横平竖直,字里行间既要规整,更要有一种文字飘逸的感觉,不然就会把书版刻死了。年画刻版本身就是一种粗犷的民间手工技艺,注重线条之间酣畅淋漓的表达,并没有过于严密的要求,而且每一种年画样式也都有多种不同的刻划方法,这就为刻版艺人提供了一个自我创作的弹性空间,所以年画木版的刻制远没有书版的刻制那么严格规整。在刻书版的过程中,经常需要刻一些相应的插图,“其刻摹工价,计页或计图论值,约略可等于半页书的书目,如小本头论语,每半页刻工是制钱三百文,刻一块图,就可拿四百文”。这种刻版业务对女性刻版艺人最具有吸引力,因为刻书版收入是刻年画木版的数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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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何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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