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网络 　　文章作者：张祝平

相适应作为一项战略目标定下来，并成为我党处理现阶段我国宗教问题的方针政策。党的十七大进一步阐明了党对宗教信仰问题的基本立场，即“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一新阐述，是对宗教工作理论政策的继承和创新，是对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深化和发展，是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纲领性文件。随着国家宗教政策的日趋完善，民间信仰也在调整创新中不断发展。当前，民间信仰在农村的发展状况，实际上也是民间信仰对现代社会变迁的一种主动适应。民间信仰在这一阶段的发展演变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许多庙宇初步走向了规范化的组织管理。二是寻求合法性的有益探索。目前，一些规模较大、信徒较多、组织管理较好、影响传播较远的民间信仰场所已经被纳入政府管理，作为佛教、道教场所开放，成为一个被认可的宗教活动场所，这种“正名”其实是为民间信仰在现代社会变迁中的发展找到了合法性的基础。

　　民间信仰在当代复兴的原因

　　制度的变迁：民间信仰当代复兴的外部依据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宗教政策是影响我国民间信仰的演变历程最直接的制度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宗教政策逐渐稳定并趋于成熟，民间信仰由断裂走向弥合，并开始复兴。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国家的经济制度安排在民间信仰变迁中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形式的实行到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广大农村民众经历了从“集体人”到“个体人”的转变。这种身份上的转变，使其重新拥有了自主权和自由活动空间，而这些正是民间信仰赖以生存所需要的土壤。从此意义上看，国家经济制度的变迁才是改革开放以来民间信仰复兴的深层次原因。

　　民众的需求：民间信仰当代复兴的内在逻辑  有学者认为，民间信仰有其不完全服从、依赖于经济、政治变革的相对独立性和自身发展的规律性。它的生成、演变与创造它的民众的需求息息相关。

　　“村村皆有庙，无庙不成村”。在传统农村社会中，宗祠与村庙是不可缺少的两大建筑。在长期的民间信仰史中，村民对村庙中的诸神形成了特殊的感情。20世纪80年代是民间信仰复苏的年代，很多村庄都将曾经改做它用的村庙收回并重新布置成庙宇。进入90年代，随着农村经济条件的进一步改善，翻修庙宇成为时尚。值得注意的是，当一些村庄因国家建设需要或脱贫需要而整体移民异地重建新家园时，原来的祠堂与村庙亦被村民们搬到新地重建或移建，而且建得更好。

　　“风险社会”的精神归属。现代农村社会的巨大变迁使每一个人都获得了极大的自由空间和成功希望，但也使人们强烈地体会到现代社会中的不确定性及其带来的“风险”，并由此产生了安全感和归属感的缺失。诚如有学者说：“人的内在精神需要使宗教的心理调节功能成为可能。”可以说，当今民间信仰在现代社会“回归”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们想从一个未知的世界中求得可知世界中不可求得之物的手段”。

　　当下农村的“文化盛宴”。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根本改善，但农村的文化建设却滞后于经济发展，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倒退，加之近年来农村人口的外迁和大量年轻人的外出务工，农村文化生活呈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单调与枯燥。民间信仰恰在这时给村民们的生活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为乡村民众提供了社会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平台。特别是每年春节期间，众多村庙都要举行游神巡境活动和戏曲演出，许多村民都认为是“搞热闹”，增添喜庆，宗教性的目的反而隐而不显，“娱神”更是“娱人”。可以说，民间信仰在传统农村社区生活中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农村中很多的公共生活都是借其开展和延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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