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为地方盛典而集结的社区联盟

　　我们不可忽略圣血大游行得以顺利传承的诸多外因。例如，佛兰德斯地区的非遗政策鼓励社区、团体及个人参与非遗项目;搭建的专家委员会平台为大游行的当代发展提供了诸多建议;佛兰德斯政府和布鲁日市政厅都为大游行提供了较强的资金支持;以及在大游行进行期间，提供足够的警力维护秩序等等。布鲁日处于比利时三个行政区中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佛兰德斯地区，该区也同时有较高的文化自觉。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民间本身，对发展自身文化传统都有诉求。因此，该地区的非遗传承有较好的政策环境和民众基础。但同时存在的是，大游行自身也有不合时宜之处。例如，大游行从诞生伊始，就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是一种宗教仪式;同时，其中也包含有性别不平等的成分，规定守护圣血的兄弟团只能是男性成员，排斥女性成员。为了维护大游行的宗教神圣性，兄弟会的成员并没有特意增加女性成员，维持传承主体不变。但在信教群体锐减的今天，单靠信众已很难完成一场四幕，接近两千人的盛大表演。为此，兄弟会和当地非遗组织也在调整大游行在当代的定位，与当地社区居民沟通时，都更强调大游行对于布鲁日的象征意义以及对于居民的身份认同功能;在此舞台中，并没有宗教与性别之差，是一场布鲁日地方盛典。

　　因此，依据圣血大游行在当代发展的状况来看，它更是一场源自民间也为民间主导的非遗传承活动，从组织活动的核心——圣血荣誉兄弟会，到推动其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枢纽——民间非遗组织，再到这场盛大演出的主体——社区居民，他们因大游行这一悠久的传统而集结，形成本地联盟，自觉完成一场绵延古今的演出。

　　2007年时世界遗产的发展战略升级，从之前的“4C战略”(保护Conservation，信誉Credibility，能力建设Capacity-building,交流Communication)增补为“5C战略”，增加“社区Community”这一重要维度。虽然世界遗产与非遗本体有别，但充分发挥社区的作用，调动民间的力量，都是它们保护与发展共同最重要的根基。文化遗产保护在世界发展的趋势以及布鲁日圣血大游行的具体案例，都反映了来自民间内生力量的重要性。布鲁日当地居民就担任了非遗项目传承的主要角色：主持者(荣誉兄弟会)、协调者(非遗组织)、参与者(居民)。尤其是作为沟通枢纽的民间非遗组织发挥了重要功用。正因为他们的工作，当地居民，特别是青少年，对何为非遗有了清楚的认识;对参与圣血大游行这样的布鲁日重要仪式也有了更多的热情。据笔者在2015年大游行准备现场对各年龄段当地居民的随机采访，从怀抱婴儿的母亲到携全家一起出动的老者，都以参加这样的盛会感到自豪，也对未来继续参演充满兴趣。对于在此之前的排练环节，他们也表示很满意，扮演同一角色的老演员会手把手地教会新演员。大游行传承最深厚的力量，正是在于最广泛社区居民的参与。

　　当然，非遗的综合性决定了对它的保护与发展不仅仅是遗产地当地居民、社区的事情，也关系到周边与之联系的区域、民众。因此，要充分发挥民间内生力量的作用，就需要以民间非遗组织为枢纽，连接起当地社区、周边社区、志愿者、传承主体等各方力量，培养公众意识，形成合力推进非遗传承。这种集体的联盟也会“转化为对未来保护行动更为有力的政治和资金上的支持” [17]。

       注释：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中国国家文物局主编.《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229.

　　[2] 同上。

　　[3] UNESCO. http://www.unesco.org/culture/ich/en/lists?country=00024&multinational=3&display1=inscriptionID#tabs, 2016-07-20.

　　[4] 比利时是一个联邦国家，由三个文化自治的行政区组成，分别是：瓦隆(Wallonia)区、佛兰德斯(Flanders)区和布鲁塞尔-首都地区。比利时联邦化后，政府结构较为复杂。根据语言族群而设立了荷兰语、法语、德语三个社区;同时，也设立了瓦隆区、佛兰德斯以及布鲁塞尔三个行政区。其中，荷兰语社区政府与佛兰德斯行政区合并为统一的佛兰德政府;瓦隆行政区大部分对应法语社区;东部边境为德语社区。布鲁日属于佛兰德斯地区，文化政策由佛兰德斯政府制定。

　　[5] The government of Flanders’ policy on safeguard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UNSTEN EN ERFGOED, 2012:156.

　　[6] 同上。

　　[7] The government of Flanders’ policy on safeguard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UNSTEN EN ERFGOED, 2012:152.

　　[8] 具体日期古今有变化，详见下文。

　　[9] 来源于对诺尔·杰奈特(Noel Geirnaert)与贝诺·凯尔文(Benoit Kervyn)的访谈。前者为布鲁日市档案馆馆长，圣血荣誉兄弟会成员;后者为圣血荣誉兄弟会指定的圣血大游行总负责人，负责组织大游行26年。

　　[10] 笔者于2015年5月14日前往布鲁日调研圣血大游行，因为当天下午下雨，因此游行取消。笔者在上午的游行彩排中观察到旗帜上的UNESCO徽标。事实上，并不能随意在旗帜上增加此徽标，需要向UNESCO申报。

　　[11] 根据对诺尔·杰奈特与贝诺·凯尔文的访谈以及UNESCO. Nomination for inscription on the Representative List in 2009 (Reference No. 00263), 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2009:4整理。

　　[12] 根据对诺尔·杰奈特访谈资料整理。

　　[13] 以上资料根据对诺尔·杰奈特和贝诺·凯尔文的访谈资料整理。

　　[14] 根据UNESCO, Nomination for inscription on the Representative List in 2009 (Reference No. 00263), 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2009:6整理。

　　[15] 下文对BHC相关工作的介绍，主要根据对其负责人洛塔尔·卡斯特连(Lothar Casteleyn)的访谈整理而成。

　　[16] 关于Tapis plein vzw的资料源于对其负责人佐珍·耐依灵克(Jorijn Neyrinck)的访谈。

　　[17] [加]Bob McKercher,[澳] Hilary du Cros.《文化旅游与文化遗产管理》[M].朱路平,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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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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