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希腊政府公务员和遗产从业者的情况来看，国家政策与非遗市场化之间存在复杂关系。一是希腊的遗产实践者如何重新创造一个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中心的市场，并以此作为一种增加收入和提高地位的生存战略；二是这样的遗产实践体现出的个人行动和国家战略之间的复杂关系。希腊文化体育部(MoC)为希腊制定了国家文化战略，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视为可以提供“一种让希腊摆脱危机的方法”。这项战略由现代文化遗产局(DMCH)付诸实施，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义推广传统技术及其产品，目标是通过展示“希腊人的辛勤工作”来提高当地工业的销售额、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改善希腊的国家形象，从而扭转外界对希腊人的负面刻板印象。

关键词：国家文化战略; 非物质文化遗产; 经济紧缩; 危机; 市场化

作者简介：Panas Karampampas,男，希腊人，派迪昂社会政治经济大学(Panteion University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张煜，女，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浙江杭州，311300)

基金项目：法国国立研究院资助项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地方的张力：全球治理背景下的遗产制造”(“UNESCO frictions:heritage making across global governance”项目编号：ANR-14-ACHN-0006-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希腊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化：应对希腊财政紧缩政策

　　本文分析了希腊现行的财政紧缩政策如何促使当地遗产从业者开始施行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本研究聚焦于他们如何增强公民的韧性以应对“危机”,如何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制订国家战略，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当地市场重新焕发活力。本文并非另外一篇所谓“希腊经济危机”的民族志，但“危机”确实是希腊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迅速转变的背景和催化剂。

　　不少学者认为，危机是不同时期的分界点，会使人们重新理解未来。然而，本研究认为，危机不应当被视作一个转折点，或者某个会破坏时间连续性或使时间“冻结”的事件。危机是一段较长的时期，在此期间，冲突、暴力、纷争、赤贫、各种各样的创伤事件被植入到社会结构中，最终与社会结构无法区分。就像在希腊危机中，人们的生活从未在时间上冻结，他们仍旧继续生活，适应日常生活中各种重叠交错的危机，例如经济危机或“难民”危机。因此，危机是一种已经成为常态的慢性病。这并不意味着人们遭受的苦痛正在减少，或者他们本就应当遭受苦难。塞尔吉奥·维撒柯夫斯基(Sergio Visacovsky)认为，危机是一种“必要之恶”,它会带来改变，而我不赞同这种观点。

　　在危机时期，人们对时间的理解是不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失去了它们的秩序，变得支离破碎，并且这种时间的“碎片”经常与各种秩序联系在一起。人们常常重新想象过去的危机，将它们与现在的事件相比较，并用它们来解释当前情况。在希腊，人们希望现在的危机早日结束。然而在塞浦路斯，人民无法想象未来，因为他们的过去是一个从未被治愈的创伤。更具体来说，一些希腊人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的军事入侵解释“三驾马车对希腊的经济占领”。他们期待着摆脱三驾马车的掌控、获得“自由”,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希腊人从德国人手中重获自由一样。因此，曾被视作是遥远的或单一的事件，现在却被认为是有联系的。这也导致历史事件因为当前事件被理解、解释和重现。正如许多希腊人在经济危机头几年所感受、回应和讨论过的，他们认为自己正生活在纷争的中心。在分裂的塞浦路斯岛上，土耳其族控制的北塞浦路斯和希腊族控制的塞浦路斯共和国之间的边境经历了约三十年的封闭，终于在2003年开放。边境的开放使人们回忆起战争、强制移民，并重新想象他者的土耳其族人和希腊族人。人们开始反思他们的经历，“边境的开放将当下带入人们的意识中，创造了一种我们通常没有的关于当下的意识或概念”。

　　危机将自身强加在相关从业者和机构之上，造成了一种有序的无序状态；面对危机，从业者和机构没有分裂，而是努力调整、适应、重组、重新配置，以适应持续的危机，在持续的动荡中寻找到新的稳定性。人们在危机期间，想到现状可能长期持续，未来存在不确定性，经常出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因此，他们宁愿保持一种“稳定的不确定性”,而不是去适应一种可能更糟糕的未来。

　　因此，在本文中，危机被视为一种背景，一段极不愉快的时期，它包括了快速变化、不稳定、失控、挣扎与再适应。将危机理解为背景，能使我们研究人们如何在充满困难、创伤的环境下，应对斗争并试图找到一种新的控制感和平衡，以及人们如何通过社会性想象和历史事件来想象、预测(或不预测)以及预知未来。这一理解也受到古希腊语危机(krísis)的原意启发，即“判断”“决定”和“竞争”。因此，这项关于危机的民族志研究也调查了危机时期对话者的决定(或不作决定)和判断。本文探讨在“危机”时期如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创造动力，并使之成为这一领域变革的基础。人们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加大了非遗与市场的联系，以此促进经济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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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