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记者报道，2009年6月举办的第21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上，龙江皮影、方正剪纸和刺绣成为商家关注的亮点。但如何通过“产业化”方式把显示着北方少数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下去，空有命题，而没有什么经验报道出来。[12]

　　农村乡民社会“非遗”的生产性保护、乃至产业化探索方面，我本人于2008年对河北蔚县剪纸及剪纸企业曾作过一次调查，并撰写过一篇《“活态”保护的一种模式》的调查报告式的文章，以蔚县、主要是以南留庄镇单堠村高佃亮、高佃新两兄弟的剪纸厂的兴衰为例，提出和阐述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的传统剪纸(刻纸)艺术，如何在现代生活环境下增强自身适存性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剪纸/窗花在旧时代就依赖于民俗节庆和农村市场，这是有传统的。现在情况变了，不仅在当地有市场，还出现了外销的市场。因此，我肯定地提出“窗花/剪纸产业化是新时代的产物”。高氏兄弟依托该厂的人才和技艺优势，培养出了上百名剪纸技术人才，带动和辐射周边三个村成为剪纸专业村、120户农民脱贫致富。我认为：“把传统的个人创作模式转换为文化产业模式，是‘活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思路下的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当然并不是唯一模式。”[13] 陕西省安塞县的剪纸和腰鼓同时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安塞劳动妇女创造的民间美术价值，远远超出了民间美术本身，……已经成为县域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14]

　　至于大都市里的“非遗”，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乡民社会的传统项目，一类是大都市市民社会的项目。我曾为上海“非遗”专家蔡丰明著《城市语境中的民俗保护》一书写的序言中提出了这样一个思想：相对于乡村社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都市里的非物质文化，多数已经脱离了民众信仰的附着与制约，特别是那些容易向商品属性靠拢和进入商品流通的手工艺，大多数向着个性化、精致化、艺术化的商品方向发展，蜕变为完全世俗化的、欣赏化的文化，其中一部分进入了当代通俗化文化(如庙会上的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商品)的行列，部分属于高雅的、高贵的、贵重的、只为少数富人瞩目、收藏家购买和收藏的文化(如玉雕、漆雕、牙雕等)。”[15] 以物质为依托的手工技艺类“非遗”项目，如北京市崇文区所拥有的玉器、珐琅、象牙雕刻、骨刻、料器、绒鸟绢花、花丝镶嵌、剧装道具等，其制造过程本身就是生产，采取生产性保护方式是题中应有之义，同时，也必然要通过商业性运作而为民众所认同、从而产生利润。在这方面，北京市，特别是手工业集聚之地的崇文区，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当然，全国各地，也有些项目做得比较成功。

　　例如，作为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的苏锈，在市场化道路上已有所开拓。过去，苏州刺绣研究所手工制作的苏锈，一直走的是纯艺术化的道路，只创作而基本不面向大众销售。2006年，他们首次参加深圳的文博会，把参会当作进入市场的一次试探，结果出乎意料，现场定单如云。到2007年文博会，他们把展场扩大了3倍，达720平方米，并带去了最经典的作品。如今，又适应市场需求，推出了时尚服饰系列、床上用品系列等，走入寻常百姓家；同时苏锈也走出国门，到欧洲等国家展览宣传，把市场越做越大。[16] 他们面向市场的服饰系列、床上用品的试水之举，是否成功，是否取得专家和百姓两方面的认同，还要假以时日。2009年11月，笔者参加文化部组织的“非遗”督察组，在镇湖街道考察时，实地参观和访问了苏绣国家级传承人卢福英，看了他的刺绣艺术馆及展品。她的绣品成为国家和政府的外事礼品和外国的收藏品，基本上不存在销路的问题。

　　再如，泥塑产业化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已经进入国家级保护名录的有天津泥人张、惠山泥人、凤翔泥塑、浚县泥沽沽、玉田泥塑、苏州泥塑、聂家庄泥塑、大吴泥塑、徐氏泥彩塑、苗族泥哨、杨氏家庭泥塑。泥人张(北京支)正在申报中。据有关资料，惠山泥人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植下，导入了产业系统。泥人张有三家公司去年总销售额达1200万元。凤翔泥塑传承人胡深所在的六道营村，做泥塑的有百来号人，泥塑成为当地的重要产业，远销十多个国家。宁夏杨氏泥塑第五代传人杨佳年成立了公司，一月的销售量达五六万元。[17] 泥塑类“非遗”，目前看，仍然属于既扎根于乡村、又涉足于都市的两栖“非遗”项目，也就是说，既保持了乡民生命和生活的需要以及拙朴形体下包藏的神秘的文化密码，又逐渐失去神秘性密码而向着单纯的艺术化的道路上跨越。据材料，除了河南的泥咕咕处境较为艰难外，其他各种泥塑，大都得到了可观的发展，前景十分乐观。

　　再次，南通蓝印花布也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回想1986年，南通的吴元新来北京民族文化宫参加南通在京举办的民间艺术展览时，还是个蓝印花布的青年收藏者，现在，他已经开了一个偌大的蓝印花布博物馆，他本人也被认定为蓝印花布的国家级传承人。据2009年9月的报道，吴元新说，用传统的原料和技艺织成的蓝印花布，到了2000年后，外销渐渐停顿下来，慢慢转为内销，但市场始终不大。他因而有了困惑。作为一个自80年代就认识他，多少了解他的人生道路的学人，笔者认为，他的这种认识和感想，已属于企业家的利润观所驱使，而不再是蓝印花布的技艺传承者的思想。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家的本性。在这一点上，如何把传承人和企业家两个角色统一于一身，是一对难解的矛盾。他认为，他的蓝印花布作为商品，缺乏很好的商品形式。所以现在，他与爱慕内衣合作，把蓝印花布的概念运用于内衣设计，推出了传统风格的系列产品。是不是会因而主失掉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的本真性，我们要拭目以待。

　　“非遗”项目走向市场或通过市场而实现其价值，是某些项目与生俱来的特点。无论是大众消费的“非遗”项目，如年画，剪纸，风筝，玩具，编织，绢花等，还是富豪、收藏家或贵族消费的高端产品，如云锦、玉雕、木雕、木作、花丝镶嵌等，无不通过市场而实现其价值。但市场还不是产业化。或者说，仅仅是通向产业化的第一步。产业化是生产加销售两个领域的链接与整合。

　　中国贸促会家纺分会副会长杨兆华说：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走上市场?第一步是商业化，第二步是提炼中国元素，然后，将这些元素与工业化生产结合，才能真正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在他的努力下，作为第一步，南京云锦、蓝印花布、土家织锦、苗族蜡染、鲁锈、藏毯、苏锈等亮相8月20日开部的中国国际家纺展。

　　而像有着1500年历史的南京云锦技艺生产出来的高端产品，只能手工完成，不可能用现代机器织出来；而成品价格也非常高昂，即使做成床品，售价也要100万元一套。[18][18]也就是说，云锦自身是无法作到大规模生产和产业化的，它永远只能是手工技艺的高端产品，过去它只属于皇帝或高层收藏或享用，现在社会条件变了，它可能是国礼，也可能成为商品，通过市场被有钱人收购，所收藏，从而实现其价值。不久前，笔者随文化部督察组参观督察云锦研究所时，考察了云锦木机妆花手工织造技艺全过程，他们的传承模式是：有计划地把云锦专业列入职业教育范畴，在南京中华职业中专学校、浦口职业中专学校南京轻纺技校定期培训艺徒。[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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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刘锡诚民间文化论集 201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