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苏平的花儿演唱艺术，对我们有哪些非遗文化保护传承的启发呢?

　　一是在活态多元中不断探索精进，坚持代表文化传统和民众情感的艺术风格，以独特的艺术实践保护传承花儿文化。由于西北花儿流布的多民族性和多地域性，其传承生态也是丰富多彩的，苏平的花儿演唱则在坚持基质本真性的前提下，对其艺术进行适度的科学处理，重在文化传统精神和河湟乡土情感的鲜明凸显，从而形成了具有大胆创新的艺术风格。正因为如此，在老百姓听来，她的花儿仍然是地地道道的花儿，却又那么地甜美好听，既赢得了广泛的民众认同，又让花儿进一步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这种成功的艺术创新为非遗的多样性保护传承特别是艺术性保护传承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案例。

　　二是凸显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坚持正面向上的社会内容和艺术品质，不媚俗，不趋势，从正能量上来保护传承花儿文化。这些年来，在铺天盖地般的市场经济大潮下，非遗文化领域也不能完全免俗，甚至为了迎合部分人的低俗情感需求，一些传承人也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进行媚俗表演。苏平则一直洁身自好，在花儿演唱中坚守积极向上的内容，并对同行们的种种不良表现公开进行批评。比如她在《花儿演唱中值得重视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一些花儿歌手由于自身文化素质的因素，也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在金钱利益的驱动下，在一些场合演唱淫秽的、不堪入耳的、伤风败俗的糟花儿，……迎合了有低级趣味的观众，造成了音乐污染，败坏了社会风气。”这种批评可谓切中时弊，一针见血。把苏平和一些花儿歌手相比，高下雅俗立见。她的立言立身无需多言，就说明了什么路子才是花儿演唱和花儿传承的正道，这也值得社会各个方面重视起来。

　　三是重视花儿的场域空间，坚持花儿保护传承的语境，坚决反对去语境化和行政化、产业化。在近年来的非遗文化热中，一些地方重申报、重立项，轻保护、轻传承。有的地方打着保护传承非遗文化、推动旅游产业的旗号，过度行政干预，把传统的传承场域和基本的传承方式加以颠覆，变换场地大搞舞台化、移植化、混杂化的文化活动，且大半是流行歌曲，重金聘请歌星演唱，花儿演唱仅仅是点缀，有时还甚至不让老百姓参与。这不但失去了传承场域，而且几乎彻底篡改了基质本真性，民众群体的文化权益受到严重侵害，去语境化、商业化、混杂化现象严重。这样的现象，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担忧，反而习以为常，而一些学者由于种种原因还不敢公开反对，但苏平往往挺身而出，直面批评。正因为她有坚定不移地扎根民间泥土的立场，所以才敢这样仗义执言。这给我们很多学者和花儿传承人做了榜样，值得大家思考和学习。如果失去了传承语境或者把花儿变成了纯粹的文化产业，实实在在的花儿保护传承也就不复存在。这方面，郝苏民在《文化场域与仪式里的花儿 ———从人类学视野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文中有很好的论述。

　　四是演唱实践与理论总结相结合，坚持以学理性对花儿演唱艺术进行梳理和反思，从根本上来完善和提升花儿的艺术水准，更好地起到保护传承的作用。一般而言，绝大多数非遗传承人包括花儿歌手，由于职业性质和受教育程度所限，仅仅是在实践中传承自己的文化传统，很少能够用理论思考和学术研究来指导实践。苏平则不同，她长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进行花儿演唱艺术乃至花儿文化的理论探索，并形成自己的思想观点，在《中国音乐》《民间文学论坛》等专业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花儿”的艺术特征和演唱风格》《花儿演唱中值得重视的几个问题》等学术论文。她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运用相辅相成，从实践总结中进行理论升华，用理论思考来提升演唱水平的做法，在花儿歌手中堪称凤毛麟角，所以她才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花儿演唱家。这对有志于花儿演唱的众多歌手来讲，开出了一副貌似苦辛但确实管用的千金良方。只有勤奋地思考研究，有理论素养，才会有真正高超的演唱艺术成就。

　　五是自觉遵循艺术伦理，坚持有意识地尊重和保存花儿传承谱系，从而为花儿文化的活态发展积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真正地保护传承好花儿艺术。一个传承人如果缺乏这种意识，其成名之后也许会说“我是自学的”，“我没有师傅”，以显示其天才般的横空出世。苏平为花儿演唱艺术勤奋耕耘一生，不断地向前辈和同行学习，与他们切磋，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形成自己的演唱风格，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在功成名就之后，她把大半生的学习收获情况老老实实地记录下来，比如某一首曲令首先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跟哪位歌手学的，时间地点人物都清晰明了，从而把更广意义上的花儿传承谱系完整地还原出来，给同行和研究者留下了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无疑也是花儿保护传承的一个创新，同时又显示出她强烈的传承伦理意识，这是值得广大的歌手们认真研究和弘扬的。因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全面系统地恢复起百年来花儿传承的谱系，才能整体而清晰地展现花儿这棵参天大树的枝枝叶叶。

　　综上所述，苏平的花儿演唱艺术对非遗文化的传承保护有着多方面的启示，而坚持敬畏传统、尊重发展、保持本色、适度利用，在多元的活态发展中进行保护传承是最根本的。

　　(原文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总第92期)，注释省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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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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