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卷是古代丝绸之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至今仍在民间传承。历史上宝卷的宣讲，是一种仪式文化。念卷前，念卷人要焚香沐浴。抄卷被认为是一种功德。宝卷不能说借，要说请。宝卷卷本更不能乱放，要用红布或黄布包起来供奉。这些仪式至今还在宝卷演唱中传承着。总之宝卷被认为是神圣之物，在一定的仪式中宣讲。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作为宝卷传承的文化生态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非遗”保护语境下的宝卷传承和研究应该如何进行，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首先，应该看到，宝卷的传承早已度过了他的黄金期。宝卷的宣讲也已经从民众的信仰生活中渐渐淡出。宝卷宣讲已不再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而变成了写定的文本，进入文献宝库。因此，宝卷的文献研究必然替代宝卷宣讲，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之一。学者们正在努力建造中国的“宝卷学”，确定宝卷在宗教和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功能，确定宝卷的文化史价值。宝卷研究原是“敦煌学”的一个分支，也和宗教学的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作为俗文学研究，更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在“非遗”保护语境下，宝卷的传承又一次得到重视，传承和传承者得到保护，这对宝卷研究创造了很好的契机，为文献研究和传承研究建起广阔的平台。

　　其次，中国的宝卷传承历史悠久，传承和传播地域很广。西北和东南地区是宝卷的主要传承地。在这一地区，民间还保存着比较完整的宣讲仪式，活跃着众多的传承人。宝卷研究应抓住这最后的机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再显宝卷传承的文化生态；在宝卷传承保护中，进一步提高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及传承人对宝卷文化的认同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宝卷传承的田野考察是不可或缺的。比如对目前还活跃的传承人（宗教职业者、民间艺人等）谱系的考察；宝卷流传地域和传播路径的考察；各地宝卷流传版本的考订；宝卷受众的考察等，都要细致入微，认真采录。由于时代的变迁，历史留给我们的是大量的宝卷文本文献，这些文献资料很少有传承方面的信息告诉我们。今天借着对宝卷传承人和传承语境、文化生态的考察，填补历史文献的不足。只有这样才可以展现宝卷传承历史的和现实的面貌。

　　其三，宝卷的源头是敦煌变文。变文原本是宣讲宗教教义的。清代末年在敦煌石室发现了一批唐、五代的俗文学写卷，学者泛称之为“变文”。它原是说唱故事的底本。这些变文确定了宝卷的文献年龄，实际的演唱活动可能早于唐、五代。变文后来逐渐演变为俗文学的一种体裁，称为“宝卷”，在民间广为流传，并形成了众多的版本。版本的考订对宝卷的流传、播布以及内容的呈现，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宝卷研究必修的功课。尽管这是书斋的学问。

　　其四，如何研究宝卷。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宝卷的分类、编目。在这一方面扬州大学车锡伦先生的研究为宝卷研究者搭建了很好的平台。车先生著有《中国宝卷研究》，可供研究者参考。作为宝卷的地域性研究，西北地区的俗文学研究者负有重大的责任。至于如何研究？这里遇到的首要问题是宝卷资料库的建设。宝卷目录的编纂是重要的，但是仅有目录是不够的。还应编辑宝卷集成一类的著作。如《宗教宝卷集成》，《历史宝卷集成》，《故事宝卷集成》等等。条件允许的话，必须建立中国宝卷数据库。有了这些基本建设，才可以为“中国宝卷学”的建设，提供坚实的基础。宝卷研究可以采用多种方法，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民俗学、俗文学、民间文学多种学科都可以介入。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故事宝卷既可以采用民俗学的比较研究方法，也可以借用民间故事研究中的类型索引方法。如对不同异文版本，作母题索引，归纳其情节单元，然后加以比较。这样即可将不同流传地区，同一故事内容的变异及其成因，做出合乎历史流传面貌的说明。必要的话还可以绘制同一宝卷在不同地域传承的宝卷地图。用民俗地图展现中国宝卷的雄伟画卷。

　　中国宝卷传承历史悠久，但对宝卷全貌展开研究，还是近30多年的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2006年，河西宝卷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的乔玉安被确认为河西宝卷的代表性传承人。2008年江苏苏州的“吴地宝卷”又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扩展名录之中。宝卷传承得到国家的重视，是宝卷研究之幸。而甘肃河西地区在中国宝卷传承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非遗”保护语境下，无论是西北和东南地区涌现出一批宝卷研究者。他们中有教授、博士，是宝卷研究的生力军。中国的宝卷的传承、保护和研究必将出现累累成果，我们期待着。

　　（注：这是为2017年7月24日—25日在甘肃张掖临泽召开的“丝绸之路视野下的民间宝卷学术研讨会”撰写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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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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