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艺人的身份实践：蜡染生产、再生产与文化生态的动态性

　　文化生态向个体文化经验的转换，并不意味着蜡染艺人的身份仅是文化生态在个体身上的投射。虽然蜡染艺人主要的生产实践都是文化生态作用下的产物，但是蜡染艺人依然存在自身的能动性，具备实现文化变迁的可能性。换而言之，蜡染艺人在身份建构基础上开展的生产实践既是对当地蜡染基本规范的遵循，也会在此基础上，做出生产上的变革，最终引起文化生态的动态变迁。

　　正如上文所言，蜡染艺人在接受了依靠制作和销售蜡染来谋生的人的身份之后，就意味着要接受消费者对布依族蜡染产品的要求。而当地民众对蜡染的产品的要求在以下几个方面非常严格：首先，蜡染的图案是不能随意变动的。蜡染的白裙子与红裙子的图案，各个图形之间的构架关系都是有基本要求的，只是在个别细节上有所余地，如圆圈数量、涡纹数量等。如果在图案上违反惯例，那么就很难卖上好价钱，甚至卖不出去。其次，蜡染的质量上也是有要求的，如果布染得不黑，当地称“黑红黑红”的，那么也卖不上好价钱；再次，蜡染原料上也有要求，各种不同的蜡染对布有不同的要求，布选择不对，购买者稍微检查下就能发现，也难以卖上好价钱。也正因此，蜡染艺人为了赚钱，这几方面的要求从不敢有意违背，这也保证了布依族蜡染技艺地稳定性。

　　布依族蜡染目前在扁担山的布依族民众生活中存在，原因在于它与当地民众生计方式、民间信仰、生命礼仪、亲属关系等文化要素的系统性关系。

　　布依族蜡染的文化生态呈现了蜡染与其他文化要素的关联，但是它对手工艺生产活动的影响并非是理所当然的。它更像是格尔茨所言的“意义之网”的外化形态，它依赖于当地民众的实践才变得客观化。当地民众才是这些文化要素的实践者，正是在民众的互动与交流过程中，蜡染艺人才得以不断地积累蜡染的文化经验，并内化为个人的生产经验，她们作为蜡染艺人的身份才得以养成，才最终使文化生态实现了向个体文化经验的转换。具体而言，这种互动与交流主要有两个方面，即日常生产生活层面和蜡染交易层面。

　　五、引入手艺人的身份实践：传统手工艺与文化生态的关系反思

　　通过布依族蜡染的文化生态及其作用过程分析，我们发现，在传统手工艺与文化生态之间应该是由手工艺人的个体身份实践作为介质的。缺少对个体身份实践的关怀，传统手工艺的文化生态保护可能存在潜在的实践风险。具体而言，这种实践风险包含两个方面：本真性风险和过程风险。

　　首先，本真性风险。通过布依族蜡染的文化再生产，不难发现，个体文化实践是手工艺文化生态动态性的内在动力。因此，如若忽视个体文化实践，那么我们可能会以静态的眼光观察手工艺的文化生态，片面地以历史某一时刻、某一区域的文化生态作为传统手工艺的原生态，进而加以恢复和保护。这实则是在重新编织传统手工艺的本真性，它忽视了传统手工艺的文化生态的实际，更忽视文化生态演变的内在机制。

　　其次，过程风险。布依族蜡染文化生态个案向我们呈现了文化生态作用于传统手工艺的具体过程。蜡染文化生态作为一种文化意义之网，依赖于民众的互动与交流，才得以客观化并成为集体共享的地方性知识。在互动中，蜡染艺人得以在文化生态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及相应的行动模式，换句话说，蜡染艺人的身份得以建构，并控制他们的生产行为。如若忽视个体文化实践，在传统手工艺的文化生态保护中，我们就可能片面地强调诸多文化要素的保护，反而缺少对这些措施对传统手工艺保护实际影响过程的评估，从而使传统手工艺文化生态保护的效果大打折扣。

　　面对以上两个潜在风险，我们再次回到前文中高丙中的话题。的确，引入个体的身份实践，在传统手工艺与文化生态之间建立起有效衔接是有必要的，那么如何落到“人”身上呢？

　　根据布依族蜡染艺人与文化生态的案例，笔者认为，我们首先需要对文化生态的理念做出反思：首先，文化生态是文化同一性与行动多样性的统一。以往我们虽然充分关注了作为同一性的文化生态，但忽视了手工艺人在其中生产活动的多样性。布依族蜡染的生产活动说明，手工艺人在同一性的文化环境中养成艺人身份，其行动体现着共享的地方性知识。与此同时，他们相应的身份实践又都保留着自己的能动性，也正是在这些能动性中蕴含着文化生态变迁的潜力。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更包容地看待手工艺人的创新行为，它是手工艺文化生态的重要动力，并不是违背文化生态规则的忤逆行为。其次，文化生态是稳定性与动态性的统一。必须承认，手工艺的文化生态相对而言是比较稳定的，但是手工艺人根据社会文化情境的身份做出的即兴行为也在时刻改变着文化生态。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寻找虚幻的本真的文化生态。相反，应以此时此地的文化生态为基础开展动态的文化生态保护行动更为实际。再次，将“心态”与文化生态结合。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必须建立的新秩序不仅需要一个能保证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公正的生态格局，而且还需要一个所有人类均能逐生乐业，发扬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费孝通：《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社会》1993年第7期。手工艺的文化生态保护不仅仅应注重保护其他文化要素，也值得注重对人群心态秩序的建构。在布依族案例中，手工艺人对艺人身份的建构就是这种心态秩序的具体体现。只有手工艺人心态秩序得以稳定，手工艺的文化生态才得以可持续发展。

　　在新的文化生态理念基础上，传统手工艺的文化生态保护实践也会有新的解读：手工艺的文化生态保护策略应以手工艺人的实践为中心。虽然当前的文化生态保护也在着力保护传承人，但是资金支持等方式是否达到了保护与传承手工艺的目的，我们需要有一套合理的评估体系。正如布依族蜡染文化生态与手工艺人相互作用过程所示，文化生态对手工艺的影响有路径依赖的特征，这一条路径便是民众互动基础上手工艺人的身份实践。因此，任何的文化生态保护措施都需要认真评估它对手工艺人身份建构的实际影响，也需要跟踪手工艺人相应的生产活动情况，这将利于保障传统手工艺文化生态保护措施的实施效果。

　　(本文发表于《民俗研究》2018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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