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学俊 来源于:中国民间故事网
二、总体上发动群众——开展讲述比赛,强调讲录双方的感情交流。 我们进行的是,大兵团作战性的、有规模的、长时间的民间文化普查。从1987年5月以来,已经在耿村进行了九次普查,连续时间已经超过一年,实际工作日已经达到3500多个。第十次普查,已经于2003年3月30日进村,打算搞到5月上旬,让普查组再在耿村看一看农历四月四耿王庙会的情景。这便是一场持久战。 我们进行的是,集体作战与个人作战相结合,集体工作、研讨和个人搜集、思考相结合,普查者与讲述者相配合的持久战。 我本人还没有感到这种方法有什么不好。这不是1958年的大跃进,不想放卫星,不必要浮夸,不必要遮掩,进行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有多少成果就是多少成果。我们厌烦极“左”路线,厌烦大轰大嗡,但不能以此否定民间文学搜集上的集体活动。 (一)一开始就动员群众,发动群众,一个个地串连群众。 第一次普查时,我们召集过故事讲述者的动员会,搞过故事讲述比赛。第二次普查时,开过村民大会,向大家发过文告,讲明民间故事、歌谣搜集整理的意义,号召大家来“献宝”。这样做好像很俗气,但也很必要,而且比外国的单枪匹马节约时光,所以我们也感到很幸运。我们正是利用了中国农民的民族精神、爱国意识,较快地把他们发动了起来。由开始的不理解、不配合,甚至拒绝或嘲笑,变成主动来讲或预约讲述。我们利用了靳正新、王玉田、张才才、徐大汉等讲述骨干进行口头串连宣传,使一批群众认识到这是国家的号召,应该献出自己的故事。正如一位故事家所说的:“故事装在肚里,讲出来不饿,不讲也不饱,还是讲出来好。”于是,周云喜、张兰琴、李香姨、靳满良等都被动员了起来。张才才一家、王玉田一家(七口)都成了讲故事的积极分子。1988年冬,王玉田一家还被省地县三级命名为“故事家庭”,挂上了光荣匾。王玉田老人和几个儿子儿媳以此为荣,连孙子们也以此为荣。所以出现了一批故事祖孙、故事父子、故事母子、故事夫妻、故事兄弟。 (二)与村民平等相待,进行感情的交流,形成了鱼水关系。 我们是用活动造气氛,用故事引故事,用骨干引骨干。但是,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的大国里,不要忘记人情的巨大作用。故事家生了病,我们有人去看望。故事家有了事,我们去帮忙。故事家之间有了隔阂,我们去调解。他们在村子里大多很活跃,红白喜事上少不了的,但我们也调解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使之更为融洽。有的故事家受过“文革”的冲击,不敢开口,我们得到信息后,就主动上门看望。有的来几次也不敢讲,我们就等待时机。靳景祥就是一个大故事家,“文革”中曾被批判、扫街,曾经发誓永远不再讲笑话。知道我们来了就远远躲开,走个碰头也要拐弯回避。1987年5月上旬,他家添了孙女,要庆“十二天”,普查者王建国便买上几尺花布去给他道喜,使他感到十分光彩,先是亲自下厨做菜端上来,好好和建国喝了几杯,然后敞开心扉说:“你们就是过去的老八路,看得起我们老百姓,那么我就给你讲一个逗乐的吧。”从此一讲而不可收,现在大约已经讲了400个以上,而且讲述水平高,故事情节好。他已是中国民协会员、石家庄市民协理事,在承德会议上做过成功的现场演讲。青年故事家靳志慧摔了腿,我们也去看望,他也大受感动。 我们就是要和当地人民群众搞成鱼和水的关系,搞成亲密无间的关系,搞成说说笑笑不分你我的关系。再举一例,第一次普查时杨荣国住在吴大娘家,和她全家混得很熟,曾经要认她为干闺女。吴大娘的两个孙女也很喜欢她。她离开时,两个小女孩去上学了,回来一见小杨走了,便大哭了一场,非要到外县去找杨姑姑。 人心换人心。我们由不大受欢迎,变成了受欢迎的人。我们的困难也成了村民们的困难。每一次进村,都有人帮助安排食宿,比如生炉做饭、借取被褥等等。许多人都在故事家家中吃过饭,或饮过酒。有一次,我偶然想到今天是我的生日,一句话出口,便引来了一场麻烦——靳景祥、张才长等故事篓子们跑前跑后置办了一桌酒席,村支书、村主任也来了。那场面真是令人万分感动——这就是我们情深意长的父老乡亲!结果我喝了个酊酩大醉。普查员张彦哲、崔分田新婚,都是要被乡亲们庆祝一番的。杨荣国结婚时,虽在百里之外,靳景祥老人还为她准备了一件礼物。赵志勇、张彦哲生了儿子,人们听说后都要道一声贺。 中国百姓的心灵,说难沟通也对,说好沟通也对。看谁去沟通,以什么样的姿态去沟通。高看他们一眼,尊敬他们几分,他们就给予真诚的回报,甚至和你成了朋友。这是我们和耿村人多年交往中体会到的。我们需要索取,需要文化的挖掘,但更需要付出,心血的、心灵的付出。在施先生的文章中,引用美国尤金·N·科恩、爱德华·埃姆斯的《文化人类学基础》中的话说,要“一心一意地日夜和一个群体一起生活”。这是十分必要的。他又举杨成志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去大凉山彝人地区时,带了布匹、白糖、针线之类送给各寨的酋长,“以联络感情”,“方便与彝人的交往”。这是有名的成功之例。古今如一,他做到的,我们也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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