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艺美术学院创办之前，1951年林徽因有感于景泰蓝工艺的衰微，已经在清华成立一个工艺美术组，组织学生调研景泰蓝的生产工艺，参与景泰蓝的设计制作。

      景泰蓝最盛是在明朝景泰年间和清朝时，北京的景泰蓝工匠们都是御用工匠，他们制作的景泰蓝器具专供宫廷。用于祭祀，造型庄重。在设计、制作、使用过程中有皇家督办。从清末增加了出口量，这个商业机会催生了一些民间商号制作景泰蓝。随着这一次的商业化兴盛，景泰蓝制作很快就粗糙化。林徽因所要改变的就是这种清朝末年以来的“旧作风”。她说:“旧作风的景泰蓝，形体是病态的软弱无力的，甚至畸形的、稀奇古怪的。花纹是烦琐的零碎的，颜色是五颜六色的、杂乱无章的。”

      后来成立的北京工艺美术厂里，景泰蓝成为支柱产品，主要作为出口产品换取外汇。90年代，经济开放，景泰蓝的商业机会再次催生了北京周边乡镇众多的小景泰蓝工厂。这些小工厂中，有一些是为工艺美术厂代工某些工序，更多的则是独立生产景泰蓝。这些小厂的产品之粗制滥造、品种单调很快就改变了景泰蓝的形象，清初名士孙承泽在《天府广记》中描述的景泰蓝:“可与永乐朝果园厂的剔红、宣德朝的铜炉、成化朝的斗彩瓷器相媲美。”现在北京潘家园市场，20元就可以买到开价100元的景泰蓝。北京琉璃厂的汲古阁一直经营景泰蓝的生意，即使是在80年代景泰蓝还能在它的全部销售额中占 10％，后来连1%都不到了，而且基本上只有初次到北京的外国人才会买。

      2004年，北京工艺美术厂倒闭，曾是当时的一个热点新闻，因为在那里聚集的工艺老师傅的被迫改行预示着由他们传承的工艺也将流失。有工艺大师头衔的张同禄是从50年代开始学艺的现代工艺师，后来注册了一个公司再起香火，为景泰蓝制品设计了新的形象，重新开辟销路。他曾说景泰蓝的制作流程并不复杂，秘密就在于工人对烧制时间、火候的把握，而这不是能很快掌握的工艺;另一方面是原料，无论是颜色还是光泽度，都比明清时期的要逊色很多。景泰蓝衰落的重要原因是过去的宫廷制作可以不计成本。而现在要考虑销路，必须计算成本，无论原料和工本都难以维持宫廷制作的精致。

      这其中似乎存在着一种悖论，景泰蓝的衰落和工艺美术学院的装饰风格最初都有传承中国工艺的动力，但由于都是在现代商业文化的结构中安置各自的位置，注重设计创新和产品销路的方式再不是那种由巧者述之守之的工艺之事了。

      比照日本，它的传统工艺也曾有粗制滥造、作为旅游工艺品出售的经历，日本的反省随着国力的强大开始，日本的工艺理论家柳宗悦向全社会详细阐述传统工艺的必要，他分析现代艺术中强调的个性、独创并不利于传统工艺的设计，独创虽好，但往往会落于奇解，闲却了物件中寄寓的人与物的接触，人与人的接触。他倡导匠人在传统的引导下工作，因为传统是由历代先人的智慧聚集形成的，离开了传统匠人就没有力量了。匠人的工作最不具有个人色彩，他们的力量是因为在他们的工作中体现了历代先人的智慧。若依靠个人力量，这力量很快就会衰竭，心灵会沉睡。传统工艺因传统的造型语言和手工性质，包含着的文化含量能唤起人们无比的亲切感，这是现代工业的理性所不能代替的。日本在这种反思中曾实施了“一村一业”的社会工程，支持传统工艺的复兴，并把传统工艺作为工业文明的补充，使工艺制品的地位得以提高。

      1996年中国一些专家曾以《装饰》杂志的名义提出过一个倡议书，提到:“中国手工文化及产业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一部分以传统方式提供生活用品，作为大工业生产的补充;一部分以文化遗产保存下来，作为认识历史的凭借;一部分变为审美对象，成为精神产品;一部分接受现代生产工艺的改造成为有传统文化温馨的产品。”

      这个倡议与拯救景泰蓝、工艺美术学院的办学之争同样会远离初衷。因为现代商业结构是一个改变的社会现实，提供生活用品只能依赖大工业生产才能满足社会需求，手工产品如果进入这个需求量巨大的市场，必定会导致粗制滥造，而如果遗产保留就将失去生命活力，作为审美对象则有变成符号化装饰物的可能。

      虽然中国传统工艺在现代一路衰败，但一线血脉在民间留存，在狂欢的物质迷乱中，传统工艺在民间复兴。清人石成金著有一本度人警世、“保全性命于乱世”的《传家宝》，其中大小雅俗今天看来已经不堪为宝，而在那个狭仄空间中传承着的百工技艺在与现代方式的比对中逐渐呈现了一种传家宝的精神底气，这种工艺制品以其古老的手艺和传统的造型在工业产品为主要生活用品的生活环境中重新被定位，所以在价格体系中这些工艺制品也得到了相应的位置，变成了高档制品。

      春节时，我们像拿出传家宝一样，讲述工匠们述之守之的传承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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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