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立案

　　从派出所出来后不久，李星星跳进了黄海。

　　她又被人捞了起来。

　　从6月起，她开始住院。她的妈妈把她带回了老家东南某省会，接受治疗。

　　医院检查结果显示，李星星患有重度抑郁症、重度创伤后应激（PTSD）、重度焦虑症，而且阴道损伤发炎。

　　李星星的妈妈周娟，从4月8号接到警方的第一个来电“惊雷”后，立刻从外地赶到烟台。她告诉《南风窗》记者，当时自己不想活了，“想拿把刀劈了鲍某明算了”。

　　但等她见到女儿时，只想先让女儿活下来。

　　4月份报警失败之后，李星星频繁地试图自杀，每一次都折磨着周娟。她生性内向，不善交际。女儿闹自杀的时候，她经常吓得一句话都不敢多说，女儿去哪里她就去哪里，跟在身后，跟着就自己在后面哭。

　　周娟的普通话带有很重的南方口音，几乎阻碍正常沟通。她带着女儿去南山路派出所、芝罘区刑警大队、检察院，找信访部门、找律师，到处找人帮忙请求再次立案。

　　她们还找到了鲍某明的父母、亲人和公司老板，有人报以谩骂，有人回馈以善意，但终究石沉大海。

　　异乡母女，再立案之路十分艰辛。

　　周娟回忆说，“人都在，就是告诉我不上班”“我打了好多电话，都不接”。她们母女俩不断地跑、等、求，四处碰壁。

　　后来，一位曾经对她们表达过善意的民警直言说，“我不能再管你这件事了，再管我就没工作了。”

　　直到6月份李星星那一次跳海，周娟才意识到，女儿已经病了，必须接受治疗。

　　在烟台治病，人生地不熟，又处处害怕，她只能带女儿回老家。她辞掉月薪本不高的工作，专门料理女儿。

　　此后母女俩人反复在老家、烟台之间往返，李星星的反复崩溃，催着她们拼命维权。一开始，她们坐高铁去烟台，后来觉得高铁太贵了，就改坐大巴，“半年下来，十几趟”。

　　“撤案没有道理”，她们希望再次立案。

　　终于在8月份的时候，她们找到了山东泰泉律师事务所的一位李律师。

　　李律师回忆初次见到李星星母女的场景，在济南河西广场的一家咖啡馆里，“小姑娘还只有17岁，但是脸上土黄色的，很憔悴。类似于面黄肌瘦的那一种。妈妈话也不多，看起来情绪很低落。”

　　李律师听了李星星的讲述之后，跟烟台市芝罘区办案的派出所进行了联系沟通，“确认基本属实的情况下，我们才决定去代理这个案件。”

　　9月6日，李律师和同事一起去到烟台，先后辗转多个部门，向检察院信访部门提交了部分证据，和一份《立案申请书》。

　　终于，10月9日，在检察院的监督之下，李星星的案子第二次立案。

　　“我局认为有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现决定立案侦查。” 这份盖有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印章的《立案告知书》上如此写道。

　　随后，李星星在派出所连续做了两个周的笔录，事无巨细。期间，她多次崩溃，在派出所里甩自己巴掌，但坚持配合，做完了笔录。

　　她之前认识的一些有类似经历的病友，在她每夜做完笔录，回到家里时，为她提供心理支持和法律援助。

　　这些病友，有时候比医生和警察还活跃一些。她们陪伴李星星至今，也记录着这个小女孩近一年来的遭遇，和心路历程。

　　罗希是北京科技大学的学生，她在中学时被老师性侵。她的老师对她说，“我伤害你，你反抗了，大家都知道这是性侵，但我用我的方式让你不能反抗，那我们做的一切就是理所当然的。”她知道李星星和自己不一样，李星星手里保留了很多证据，她鼓励李星星说出来。

　　还有北京师范大学的清子，她告诉李星星自己从小被邻居性侵的事，她是陪伴李星星最久的“同类”，帮助李星星很多。

　　她告诉李星星，“姐姐们不需要你回报什么，这是姐姐们欠你的，因为我们不够勇敢。”

　　在两周笔录中，李星星向警方提交了手头上所有的证据：另一袋带有血迹、精液的卫生纸、卫生巾，还有录音、照片、聊天记录。

　　这里面有几张鲍某明的手机QQ浏览记录的照片。其中一张拍摄于2018年的照片上显示，在当年2月18日，鲍某明连续访问了近数名“送养”“送养小孩”“送养女宝宝”的用户空间。

　　李星星告诉记者，“不只有我，还有其他小孩儿，现在我受伤害，将来还会有别的小孩受伤害。”

　　警方为李星星开具了一页接收清单。

　　这一次，希望来了吗？

　　事实上，从二次立案到现在，已经6个月过去了，除了这个漫长的笔录，李星星没有收到任何新的回音。

　　从2020年新年之后，李星星本人、律师多次联系办案刑警臧警官，但他的电话始终无法拨通。

　　2020年4月1日，《南风窗》记者打通了鲍某明的电话。正在取保候审中的鲍某明，获知记者身份后，立刻将电话挂断，再也无法拨通。

　　《南风窗》记者会持续追踪此案。

　　（文中采访对象为化名）

　　来源：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