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星星的口中，鲍某明到了烟台之后，日益的喜怒无常。

　　2017年，家里换了一个新马桶，鲍某明很高兴，叫李星星去试。李星星说现在没有，还不想上厕所。他就直接把李星星抱到了洗手间，扒下她的裤子，按坐在马桶上。

　　李星星没有隐私。上厕所，鲍某明不允许她关门。他随时会登陆李星星的微信、QQ。鲍某明还在客厅安装了一个摄像头，李星星在家做什么，他随时随地都能在手机里查看。

　　李星星给《南风窗》记者听一些语音。

　　在这些语音里，鲍某明大声呵斥李星星不应该在朋友圈诉说自己的痛苦，“微信发完朋友圈发，你就不能不说吗！”他告诉李星星，“沉默是金啊！”

　　“他不让我把这些事告诉别人，他都不让我说出来。就算我微信里只有他一个人，他也不要我说。”李星星告诉《南风窗》记者。

　　李星星的抵抗情绪，总是被一套完整的说辞包围、瓦解。

　　鲍某明一开始说，“我们做的事是很正常的，电影里大家都这么做。”后来说，“你不能把我们的秘密说出去，说出去你就不干净了，所有人都会讨厌你。”最后说，“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是对你最好的人。别人都是坏人，都想害你。”

　　他反复纠正李星星说话的方式，不准说难受、痛苦，要说“伤心”，不准说“被爸爸按在床上”，要说“你喜欢爸爸，爸爸也喜欢你”。

　　这一套具有体系功能的话语，消解李星星的意志，让她不敢离开。

　　类似的话，还有鲍某明要求的——不能有比“爸爸”更重要的事。

　　李星星回忆一些场景。

　　她坐在家里看动画片的时候，鲍某明问她，“你是不是喜欢喜羊羊，想和喜羊羊做‘那种事’”；她去动物园，看到可爱的动物很开心，鲍某明悄悄凑过来，说，“人和动物也能做”；李星星回老家和妈妈待一段时间，鲍某明也告诉她：“你妈妈和你也能做”。

　　李星星很喜欢一只洋娃娃，鲍某明在侵犯李星星时，把洋娃娃放在自己的私处。李星星有一阵子很认真学习，鲍某明就对她发脾气，“弄个学习都比我重要！”

　　小女孩的一切爱好、热情，都逐渐臭了，死了。

　　李星星后来写下过一句话，“我逐渐感觉自己病了，我对一切都不再相信，甚至觉得我最在乎的身体的各种器官，我所珍爱的各种爱好和特长，都不在我身上，而在他身上。”

　　鲍某明好像就是对的。他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所以在外的事业顺风顺水。2018年，他又出任了国内一家上市通讯设备公司的董事。

　　李星星告诉《南风窗》记者，她后来会“发病”，按照鲍某明的要求去说一些话，但清醒过来后，又感到痛苦。

　　在漫长的三年多时间里，“很正常”“说出去你就不干净”“我是对你最好的人”“别人都是坏人”，这一套话，鲍某明就像“背书”一样，只要说了上一句，李星星就知道下一句。

　　这些话是牢笼，是炭火。

　　她感到被炙烤。

　　2019年4月8日，李星星在烟台自杀，被他人救下，送警。

　　当时的她，仍旧未成年。

　　“给我现在的女儿，未来的妻子”

　　“高烧”、“经期”、“掐我脖子”、“射在里面了”，4月9日，李星星在烟台市芝罘区某派出所说出了自己的遭遇。

　　当天，在民警的陪同下，她在烟台山医院做了外伤鉴定和体液擦拭提取。

　　鲍某明作为“犯罪嫌疑人”，也被采取强制措施，到该派出所进行笔录。

　　李星星找到了一些物证，有带有血液、精液的卫生巾、鲍某明擦拭过的纸巾。她还告诉警察，家里的电视机和鲍某明的电脑上，都有很多“儿童色情片”，还有她被迫拍下的裸照和视频。家里装的摄像头，一定也拍到很多东西。

　　很快，烟台市芝罘区刑警大队几名刑警来到了派出所，和民警一起正式笔录。

　　李星星不再愿意喊鲍某明叫“爸爸”，而是代称为“坏蛋”。

　　但她仍旧保留着很多13岁时的习惯，总是很尊敬地称呼其他每一个人，“警察叔叔”“阿姨”“哥哥”。

　　李星星向《南风窗》记者回忆做笔录时的场景。

　　在正式笔录之前有一个小笔录，之后还有一个补充笔录。办案区的铁门关上了，她和几个警察叔叔在里面，中间有叔叔在抽烟，也有别的叔叔偶尔进来。

　　一位警察叔叔问她，“鲍某明打你了吗？”

　　李星星说打了，“他先是掐我的脖子……”

　　一只手突然过来，捏住了李星星的脖子，那是另一位“警察叔叔”。他手上用力，问李星星，“他是怎么掐你脖子的？”

　　……回忆到这里，李星星突然哭出声来，“我没有办法去形容那种感觉，太痛苦了。我一下子回到了坏蛋掐我的感受。”

　　4月9日后来的记忆是有一些混沌的。

　　李星星只记得快做完笔录的时候，芝罘区检察院也来了一位刘检察官，是位“阿姨”。

　　2020年3月25日，芝罘区检察院一女性检察官在电话中，向李星星证实，对这一案件，当时实行了检察院提前介入。

　　再后来，她发烧难以支撑，警察叫她在派出所的沙发上躺一会儿，她却睡着了。

　　她醒来之后，鲍某明从另外的笔录房间里出来了。

　　鲍某明也坐到了那个沙发上。他向李星星挨过来，李星星向旁边让，他又靠过来，连续靠过来两三次，李星星还是让。她很惊恐，抬头望向对面的“警察叔叔”。

　　李星星记得，刑警队的副队长张高，当时正坐在对面，一切看在眼中，没有出口制止。

　　鲍某明开始细数自己对李星星的好，“我是对她最好的人”。

　　4月9号，就这样过去了。

　　鲍某明被放回家了。

　　后来的事，对于李星星来说，每况愈下。

　　几天后，警方告诉她，找不到电视里的“儿童色情片”，电脑里的文件也没找到。李星星说自己知道在哪里，去指给警察看。她和妈妈去了派出所，对方却告诉她，电脑已经不在派出所里了。

　　李星星向民警要DNA的检测结果，对方没有给她。

　　她要求再次报警，该派出所没有接受。

　　直到4月中下旬，办案警察打电话给李星星，叫她去领《撤案决定书》。

　　李星星拒绝。

　　但这份《撤案决定书》，5月份她再去派出所求助时，还是给到了她的手上。

　　6月份，警方再无回音，李星星不想活了。

　　她跑去派出所门口闹，民警叫她去找鲍某明。

　　李星星原本害怕，不敢去，但“想到自己可能马上就死了”，心一横，一个人跑去找鲍某明。她想叫鲍某明承认错误，“为什么伤害我那么多，连一句对不起也没有？”

　　在鲍某明的家里，他们厮打起来。

　　两人又被带到了芝罘区该派出所。

　　这件事的结果是，在警方的促使之下，鲍某明给李星星写了一封保证书。保证书中写道：“给我现在的女儿，和未来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