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每一个人都是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衬映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成败。但个人是否具有自觉和反思精神，尤其是能否有意识地对自己生活的时代做理性的思考和记录，这就只有极少数被称为大师的人才能做到。费孝通先生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罕有的大师之一，作为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年是费孝通先生百年诞辰，本版从即日起将陆续刊发相关纪念文章。在人们对他的研究、悼念和追忆中，费孝通那近乎传奇的人生和他所践履着的人文精神将一一呈现。

　　——编者

　　“文革”结束后，费孝通先生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着社会学学科建设和人文社会学科发展进行的。他特别告诫年轻学者，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要建立起一个理解中国社会的科学路子，要提出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生活的一套系统知识，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因此他把希望寄托在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身上。

　　知难而进的历史责任感

　　费先生接受重建社会学的任务时，社会学停顿已有27年，他也已经是70岁的老人了。按现在的说法，是早已退休多年。有一次，他特别谈起这门学科的复杂性和重建将遇到的困难，当时归纳了8条，现在笔者简单地总结为3个方面：一是这个学科“出身不正”，“先天不足”，而且当时还非常敏感，社会上的偏见很深。二是本来底子很薄，留下的人又不多，也就是费先生所说的挥之即去，但是不能呼之即来，明知靠速成的办法培训人才将来必有弊病，但又不得不采取这种办法作为权宜之计。三是这门学科的综合性很强，费先生本人又一向主张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结合，学科不仅要体现科学性还要体现人文性，这不是短期内能做到的。因此在这种要求高、任务重的情况下，谁来挑这个担子都艰难，何况他的“右”派问题尚未改正，又年已70了。

　　而费先生在经历了“反右”、“文革”的坎坷之后，却义无反顾地承担了这一历史任务，这些都不是我们当时那个年龄的人所能体会的。这种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来源究竟是什么？正如他当年所说，也是我们今天应进一步领会的：一是为了前人的意愿，他曾表示很多师友已经故去，未能看到社会学的重建，他有责任实现他们的遗愿。二是为了个人的信念，他从青年时代选择从事这个学科，就有着“志在富民”的志向和目标，虽然历经坎坷，现在有机会还是要做的。三是为了子孙，他常讲，中国社会是有祖宗有子孙的社会，要为后代为子孙着想，再难也得去做。就是这种历史责任感，使他知难而进，矢志不移，勇于挑起重担。笔者想，这种精神绝不是短期内形成的，这也正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代代相传的不朽精神，而费先生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

　　明确的方针、目标和原则

　　学科重建之初，一群不同年龄的人，来自不同单位和岗位，多数人又都互不相识，要在一起搭一个很特殊的“戏台”，做到同心同德，目标一致，各司其职，团结奋斗，谈何容易。

　　费先生很快提出了重建的3句话方针，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他还强调了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原则。目标是要建成在中国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

　　方针、目标清楚了，下面便开始“搭戏台”，费先生用“五脏六腑”形象地比喻学科必备的5个部门（学会、科研机构、学系、图书资料、出版）和6门基本课程。重建初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成立后就马上着手开展各方面工作。笔者感到，费先生当时最不容易、实际上也花了很多功夫的工作是让社会各界了解并支持社会学。他出去讲课，接受报刊的采访，比如他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给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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