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民俗文化网 　　文章作者：佚名

，民心向背与政治成败的关系已被人们广泛认同，这种民本思想对军事思想领域了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见《左传·成公十六年》）“师克在和不在众”（见《左传·桓公十一年》），对民众在战争中的作用给予了很大的重视。《管子·霸言》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以人为本，首先要爱民，《管子·牧民》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顺民心，才能发挥人民的积极性。管仲的人本思想还表现在对人的教化和管理上，《管子·权修》曰：“一年之计，莫若树谷；十年之计，莫若树木；终身之计，莫若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因此教化百姓，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在孙子的兵学思想中，对“人”的认识更加深刻。孙武论兵，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必取于人”，“不可取于鬼神”的思想。他在《用间》篇中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谋攻》篇说：“上下同欲者胜。”《行军》篇说：“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都强调人在战争中的作用。

战国时期，各国普遍建立了常备军制，兵员数量大大增加，精选将领和训练士卒成为形势的迫切要求，对人在战争中的作用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孙膑更进一步提出了“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思想，就是要训练出精兵强将，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孙膑把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放在第一位，认为人的作用可以超越天时和地利，这种唯物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为了达到精兵强将的目的，他提出了“兵之胜在于篡卒。”即通过严格挑选，组建一支高素质的军队。《孙膑兵法》中的《篡卒》篇和《行篡》篇，专门论述如何精选士兵，充分体现了重视人才，以人为本的治军思想。
其三，多元文化性。齐鲁兵家文化之所以深邃而博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多元文化特征。齐鲁兵家文化的发展历程，实际上就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互融过程，在齐鲁兵家文化的再组合过程中，一方面对外来文化表现出顽强的抵抗力，一方面又在抵抗中同化。

姜太公就国后，出现了“不臣天子，不友诸侯”的狂#、华士以及“以仁礼乱国”的营荡，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对抗姜太公，这实际上是东夷文化对西来的中原文化的对抗。伯禽受封于少昊之墟后，同样也发生了徐戎、淮夷的反叛，鲁炀公时也曾征伐东夷，这实际上是奄商与周的对抗。

在齐鲁地区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撞击的同时，也逐渐吸收和融进了外来文化，在兵家文化的发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姜太公将周代的司马法带到齐国，“太公既没，齐人得其遗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复修太公法，谓之节制之师，诸侯毕服。”（见《李卫公问对》卷上）孙武至吴后，一方面将中原兵学带到吴地，同时也吸收了吴越地区的兵学理论。吴、越没有“以仁为束，以礼为固”的思想影响，用兵时大量采用设伏诱敌、突然袭击等诡诈战术，颇有点道家和阴阳术数的特点，这必然给孙武以十分深刻的影响。孙武与楚国军事家伍子胥相善，两人又同时受命为将，两人之间切磋兵学理论，相互取长补短是十分自然的事。孙武在广泛参与吴国的军事行动的过程中，必然受到南方军事文化的影响。《孙子兵法》中公开宣扬“兵者诡道”，在很大程度上是孙武吸纳南方军事文化的结果。

稷下学宫兼容包并了当时儒、墨、道、法、兵、阴阳、名、纵横等诸家学派，号称“百家”，而在学宫游学或讲学的稷下大师有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环渊、孟子、鲁仲连、田巴、荀子等诸子，并称“诸子百家”。他们自由辩论，相互攻诘，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互补和兼容现象。在稷下学者的辩论内容中，也不乏精辟的兵学理论，稷下兵家有哪些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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