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爱好和平。战争与和平是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政治范畴。向往和平，反对战争，是人们共同的愿望。尽管齐鲁兵家都以兵学立身，但他们无一不反对战争。姜太公主张文伐，即用非军事手段打击敌人。《六韬·文伐》中列举了十二条文伐手段，相对残酷的武力争斗来讲，文伐显然是一种和平的斗争方式。

齐桓公时，在管仲的佐助下，首霸诸侯，管仲清醒地意识到和平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本条件。他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他说：“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废也。”强调战争是危国忧主之患。

司马穰苴认为，战争是为了保家卫国，除暴安良，并不是为了侵略他国，炫耀武力。即使是攻进“不义”之国，也要布施“仁政”，“入罪人之地，无暴圣祗，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属，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这种对敌国的“仁政”，表明战争只是惩治“罪人”，并不能伤害人民。

在孙武的军事思想中，和平思想也占有一定的地位。他强调“全胜”，即不战而屈人之兵。在诸国对立的情况下，形势可以由“不战”向“战”转化，也可以由“战”向“不战”转化，孙武强调：“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就体现了由战向不战的转化。尽量用“伐谋”、“伐交”来解决问题。“伐谋”、“伐交”相对“伐兵”而言，实际上就是和平思想的具体体现。

孙膑强烈地反对战争，他说：“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并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孙膑认为，举义兵是为了禁止争夺。由于各国的侵略争夺，危害了百姓的利益，所以要“举兵绳之”，用战争来制止战争。如果战争的目的不是出于对百姓利益的考虑，战争就会失败，所谓“穷兵者亡”就是这个道理。

反对战争，争取和平，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普遍愿望。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庄子也主张：“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但是，诸子大多用说教来劝止战争，这在大国争霸时期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无法解决历史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统一问题，因而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齐鲁兵家主张用正义战争来制止不义的战争，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同时也丰富了这一时期的和平思想。

其二，人本特征。中国文化在整体上呈现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格外强调人的意义。齐鲁兵家从“重人”的角度出发，无不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和实践，宣扬人的主体意识。

姜太公的人本思想，表现在反对卜筮迷信，相信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武王伐纣时，“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纣，纣师败绩。”（见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王充在《论衡》中记述此事说：“武王伐纣，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龟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姜太公的这一举动，在天命思想和占卜迷信支配政治、军事生活的商末周初，实在称得上是惊世骇俗之举。在姜太公看来，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人事，这充分表现出他对人的自身力量的高度自信。

春秋时期，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和兼并战争的激烈，天命观逐渐没落，普通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渐提高，民本观念较西周时期赋予了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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