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身份的互补性

　　我认为，不论哪个地区或国家，一定要考虑到公共教育的基本方面。其中一点是强调人类文化遗产的共性。虽然人类学和考古学是在广泛的、抽象的层面研究人类文化，但确实是在研究人类文化。从更新世起，受地理和文化因素影响，文化呈现出多种形式。在这种背景下解释文化多样性的起源，甚至不识字的社会群体都避免评论文化的优劣。我用一个简单但极好的例子来说明这一观点。1993年，一位村里的半文盲Shri Siddaramappa Gowda在参观我们德干高原的Budihal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的时候，他被我们的实习生的外表差异震惊了。他被告知这些学生有的来自印度不同的地区，还有的来自遥远的日本，欧洲和中东等地区，我们的农民客人暂停了一会儿，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反感，用他自己的辨识和理解力，对自己提出的多样性疑问进行了解释：“这些差异确实存在，但是由自然和地理因素造成。”

　　每一个人，除非他/她是深受外在因素的影响，否则他/她是能够自我启蒙的。这种态度确定后，也就为认识文化遗产的共性做好了准备。印度第一任总理潘迪特·尼赫鲁(Pandit Nehru)和他的中国朋友周恩来总理，在其名著《印度的发现》一书中用优美的文字表达了这一观点：“我的遗产是什么?我是谁的继承人?是过去数万年间形成和发展的人性，是过去所有的思想、感受、痛苦和欢乐，是胜利的欢呼和战败的苦楚，是很早就开始现在还在延续、引导我们的人类征途……”

　　我们强调有必要承认“共同遗产”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抹杀或低估人们对地方、民族、地区或国家等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人类具有这样一个独特属性，不仅能掌握，而且根据时空变化多方面欣赏物体或事态。这同样适用于我们自身对语言、文化、种族、宗教等方面的认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觉》一书专门探讨身份这一主题。他告诫我们，根据孕育于宗教、社会、文化或民族的单一身份或独特身份的观点，世界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他反驳这种孤立主义或单一身份论，认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有“多元身份”。

　　本着正确理解的精神，多重身份并不矛盾，而是互补的。它不承认也不同意这种会引起冲突的人性积极属性。如Sen所言：“事实上，许多当代政治和社会问题与不同群体的不同身份冲突有关……当代世界的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人类多重身份的清晰理解……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联系，彼此仍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互相交流……我们有一个房间来决定工作重点……”考虑到这个世界是充满地区特有的文化马赛克(过去和现在)，每个都包含许多更小的马赛克，如何决定其多重身份?Sen提出了一个可接受的明智方式，即保持开放的心态，并做出合理的选择。同时，在面对不同层次的集体或群体身份时，我们也可以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或宗教身份。针对亚洲首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的问题，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倡导者圣雄甘地如是说：“我希望我的房子周围自由地吹着所有的文化之风，但我拒绝被吹走。”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虽然他希望结束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但他从未恨过英国。

　　Sen对我们身份互补性的观察和用开放的批判式心态的精神武器和理性选择来处理这些问题的建议和文化遗产直接相关，简单的原因是，我们的身份大多是由我们的遗产定义。核心问题是增进对方彼此之间的信任和相互尊重。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孔子非常重视人们之间的信任，甚至超过了对食物和统治者的重视。古印度的伟大皇帝阿育王呼吁他的臣民彼此相互尊重。他的信条中有这样一条戒律：“尊重他人的信仰，你就是在尊重自己”。这个信条，不仅号召包容其他文化和信仰，并导致他们积极的评价。

　　现代和古代的文化大使

　　所有这些因素都值得纳入各级公共教育。旅游业是另一个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领域。由于航空业的发展、中产阶级物质世界的改善，近几十年来国际旅游发展迅速。如果能够在观光和享受同时也能对文化遗产有所顾及，游客可以发现、理解其他国家和他们自己的文化、现在和过去，他们会自动让这个世界更加和睦友好。参观Budihal遗址发掘的农民具有广阔的视野，这是一个极好的榜样。

　　说起旅游业，我脑中浮现出了1500年前两位著名的中国僧侣，他们前往印度，被誉为最卓越的文化大使。我指的是公元5世纪的法显和公元7世纪的唐玄奘的徒步之旅。他们通过中亚和兴都库什山脉进入印度，并花了很多年拜访印度所有重要的高僧以及其他佛教中心，通过与当地学者探讨，研习佛典，以获取第一手资料。他们都有详细的游记记录，亚历山大·卡宁厄姆(Alexander Cunningham)1862年在印度开展考古调查时曾以此为指导。甚至在这个时代，法显和唐玄奘仍然被视为是中印文化交流的推进者。

　　需要注意的是，曾有人劝阻过唐玄奘的印度之旅。他被告诫：“那里的气候会让你无法适应，男人们裸露着黑色的肌肤，缺乏礼仪，不能对望。”他不为所惧，开始了艰辛的旅程。在周游印度15年以后，他带着74部1335卷经书回到了中国并将其译成中文。毫无疑问，有这样令人惊叹的先例，论坛将作为东半球的一个交汇点，促进考古文化遗产的全球合作研究和行动——研究、保护并为当代社会提供经验。我们在此给予最好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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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东方早报2013年9月9日第C11版·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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