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密森尼民俗节的“幕后”

　　民俗节的被策划或者说被制造，应该说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据美国民俗学会现任理事长迪姆·罗仪德(Timothy Lloyd)介绍，这一进程往往需要长达几年的论证时间。首先，选题一般要有政府官员、劳工协会或专业人士协会的领袖、社区领导和传承人的集体磋商，这需要处理和整合每个群体关于民俗、民间传统和文化遗产的不同观念。其次，关于资金问题，除了史密森尼学会提供的资金外，还要从外界筹集。再次，提前一至三年，学者团队要对每个项目设计的主题进行田野调查工作，通过实地考察论证地方人员网络、技能、语言能力和内部知识。最后，通过多次会议确定节日项目，关键还是预算问题[7]。经过一系列的有效运作，最终成功举办每年的民俗节。

　　曾在20世纪70年代参与过民俗节的策划与组织活动的罗仪德，在2013年年底来中国参加中美非遗论坛暨高层工作会议时，显示出了很强的组织协调能力。他善于与政府、基金会等各种机构打交道，同时又受过民俗学的理论训练，明白民众和政府双方的需求。只有将两方面的需求兼顾好，才能做好学者的双向沟通工作。他曾在《美国公共民俗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文中提到，在民俗节结束后的50个礼拜的时间里，他们要做的工作是，维持一个关于民俗和民间音乐的档案馆的运作，即“史密森民俗记录”。民俗节之所以能持续这么久，发挥教育功能之深入、广泛，不得不说与其有效的工作程序和配套的资料学建设工作有很大关联[8]。

　　为何民俗节始于20世纪六十年代并持续到现在?曾参加过2007年民俗节的李海伦(Helen Rees)在《综观美国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节》一文中，从四个方面做出了回答。第一，美国知识分子对美国本土文化价值的认识转变。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歌研究和民歌复活运动是其举办的基础。第二，美国在60年代社会历史发生的变化。60年代以前美国实行种族隔离，二战以后美国各阶层人士对社会和法律方面的变化要求越来越强，直至60年代“平等权益法案”(Civil Rights Act)。因此，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首届生活节举办的首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宣传和提倡美国不同种族的艺术遗产。也就是说，最早的几届生活节为什么主要注重本土文化，他们就是要体现地方文化权利，发挥其教育功能和学术研究价值。第三，民俗节颇受美国各地民众欢迎，有不少国家、地区、美国州及其他社区都愿意参加。第四，每年组织和培养几百名志愿者，负责民俗节的具体勤杂工作。这些年轻的学者、学生和民间文化爱好者，认为参加美国规模最大的民间艺术节是很有价值的事情[10]。

　　通过上文我们了解到，民俗节如何产生和为什么产生，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追问。如果从学理上思考，民俗节的成功举办与民俗学由Folklore向Folklife的理论转变思潮的关系不容忽视。Folklife最早由瑞典学者西格尔德·艾里克森(Sigurd Erixon)于1930年代提出，认为“民众生活”最重要的研究任务之一便是对社会与职业群体特征的总体研究。用“民众生活”(Folklife)取代“民俗”(Folklore)一词，意味着用生活取代了知识，强调了民俗与当下的相关性，意味着“过去”是“当下”生活过程的一部分。但是，直至1950年代“民众生活”才在北欧民俗学界被广泛使用[11]，美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定程度上也受此思潮的影响[12]preface。

　　据安德明的研究，美国民俗学的研究重点确实有这样一个转变，即由物质民俗到文学和语言艺术，再重新扩展到物质民俗。“在美国民俗学会成立的早期，其中的一大批成员都是博物馆工作者，关于物质民俗的研究，可以说是当时民俗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但后来，由于大学的民俗学教授大都是在英语系或文学系工作，他们的研究的侧重点是在语言文学方面，而正是他们培养了民俗学的学者队伍，他们的思想也因而成了主导的思想，所以使得民间文学方面的研究逐渐在美国民俗学界占据了统治地位，而关于物质民俗的研究则在很长一段时期被划在了民俗学的研究范围之外。……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随着欧洲民间生活运动影响的逐渐扩大……又逐渐出现了关于民间生活的研究机构和研究著作”[1]。

　　既然我们明白了民众生活与当下的相关性，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在民俗节上，异文化群体仅凭几天的文化接触，如何能够理解他者的文化?文化的相互理解，这不仅牵涉组织模式的问题，更是一个理论问题。我们看到生活节的组织模式，一般有立项、实地考察、团队工作等几个环节，像第48届民俗节中国团队至少有6人，每人都有不同的分工。为什么能够理解彼此的文化?这主要是由于民俗具有教育功能的缘故。史密森尼民俗节特别强调教育性，所以，组织者往往会比较系统地介绍每位演唱者、手艺人的文化背景以及其作品的意思等内容，以便观众深入了解和欣赏他们的展演。为更好地理解对方的文化，民俗节还提供文化交流的平台，鼓励民间艺术家面对面地跟观众聊天，自己介绍自己的文化遗产。此时便需要文化翻译者，这也往往是一个令组织者捉襟见肘的问题。从民俗节的举办经验来看，它往往会雇用一些在某个专业领域有长期研究经历的专家学者充当翻译志愿者。

　　当然，有了民俗教育和文化翻译这两点，不一定就可以说，双方能够很好地理解彼此的文化。文化的理解，有时候还需要参与观察和亲身实践。为了方便艺术家与参观者能够面对面交流，避免“异国情调”带来的陌生感和“文化惊奇”，所有的活动都安排在国家广场上临时搭建的舞台上和大帐篷里或者草地上，使得整个活动气氛比较轻松。民俗节的参观者不仅有机会面对面交流，也有一些学一点手工艺或加入演出的机会。例如，儿童可以学习一下剪纸、书法、简单的舞蹈动作等等。总之，交流是理解的前提。就传统承载者而言，可以宣传自己的文化，也向观众出售地方特产。就参观者而言，则可以免费跟艺术家交流。通过交流让人了解文化的多样性，而多样性背后的“背景”是意义产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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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2015-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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