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类学的诞生是与对物质文化的研究密切相关的。早期人类学对物质文化的研究深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物质文化被看做是衡量某一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志。20世纪80年代以来，伦敦大学学院的人类学系和剑桥大学的考古学系逐渐成为英国物质文化研究的两个中心，共同促成了英国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的物质文化转向。物质文化研究把物质性看做是文化的一个整体维度，强调人与物质之间的辩证关系：人创造和使用物质，物质也造就了人。在现代消费社会，大众消费成为英国物质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并特别关注物质的消费过程和场所。人们在参与物质消费的过程中，思考他们的社会存在和生活方式。

　　关键词：人类学;物质文化;大众消费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物质文化研究成为了英国人类学、考古学学科内涉及范围最广最有活力的研究领域。这可以从研究对象的广泛，专业期刊的出现、研究著作和论文的大量问世中看出。[1]如今，物质文化研究已经由人类学、考古学渗透到文化地理学、文化研究、文学研究、艺术人类学研究等学科领域。剑桥考古学家丹·希克斯(Dan Hicks)甚至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出现了“物质文化转向”(Material-Culture Turn)，而且这种物质文化转向会比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和文本转向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2]在当代物质文化研究学界，毫无疑问，以英国的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物质文化研究最为重要，成果最多，影响广泛。不仅许多大学的人类学和考古学系开设了物质文化研究的专业课程，开启了当代人类学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为认识物质世界提供了新的知识和观念。在国内，虽然近年来有学者开始翻译一些物质文化研究的著作，[3]但似乎还没有引起学界对物质文化研究的重视。因此，对英国物质文化研究的发展脉络、代表人物、主要理论和研究现状的梳理，可以为中国的人类学、文化研究、非物质文化和艺术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人类学与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一词最初出现在1843年的《牛津英语词典》中，美国历史学家普莱斯哥特(William H.Prescott)在旅行日志中描述西班牙16世纪对南美的征服时，第一次使用了“物质文明”的概念。他主要是根据墨西哥的人工制品和生活器物而不是语言文字来了解其历史。[4]今天看来，人类学的诞生是与对物质文化的研究密切相关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对海外市场的需求促使殖民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伴随着殖民运动，一些冒险家、探险者、旅行者从非西方社会带回了大量的器物、人工制品、面具、纪念品等等。通过对这些收藏品的研究，可以了解当地社会的知识、文化、经济、社会制度等，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对殖民地社会的统治。这样，以博物馆为基础的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就此诞生，物质文化成为早期人类学研究的一块基石。

　　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人类学对物质文化的研究深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遵循着从低级到高级的直线向前的发展模式，每一个发展阶段以生产工具和技术成就的水平为特征。技术成就通过人工制品体现出来，以人工制品为主的物质文化成为了衡量某一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志。因此，社会的进步都能从特定的物质文化中反映出来，不同社会之间的发展差异也能根据其物质文化的差异而得到理解。这种思想在人类学家泰勒1872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把不同的物质文化进行分类，排列了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人类社会和技术进步的不同阶段。[5]牛津大学的皮特利弗斯博物馆(Pitt Rivers Museum)于1884年开放，最初也是按照进化论和物质文化类型学的原则来陈列展品的。[6]在这种单一的直线式进化论的框架内，欧洲白种人社会因其生产力水平较高、技术较为复杂而处于社会发展的高端，其他非西方社会因生产工具粗糙、技术简单而处于人类社会和技术进化的低端。因此，对那些发展还不够充分的社会和种族进行研究，有助于了解人类社会早期的文明、国家和社会的相关知识。同时，通过人类学家对非西方社会的物质文化的研究，在证明这些社会要落后于欧洲社会的发展的同时，也加强了欧洲人的文化优越感。

　　我们可以从英国人类学家哈登(Alfred Cort Haddon)的经历和著作中，更好地理解早期的物质文化研究和进化论思想的关系。哈登本是生物学家，1898年，他前往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托雷斯海峡考察。他在进行动物的种类和头骨研究时，分析了物质产品，描画了人类进化的不同阶段。在托雷斯海峡岛上对珊瑚礁进行研究时，他对新几内亚的人工制品产生了浓厚兴趣，其研究的最终成果是《英属新几内亚的装饰艺术》和《艺术的进化》。[7]在《英属新几内亚的装饰艺术》一书的导论中，哈登表达了他的进化论思想，他认为，人类所有社会的发展都要经历同样的进化过程，通过对这些社会的物质产品的考察，就可以对这些种族和群体进行研究。[8]对物质文化的研究是当时进化论人类学的一个重点，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博物馆研究中非常盛行，物质文化也成为人类学发展的基石。

　　20世纪初，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等人类学家继承和发展了哈登所倡导的田野调查理念和方法，形成了英国的社会功能人类学派。他们要求研究者必须深入所研究的社会中，学习当地人的语言，参与当地人的生活，通过长时间的观察、访问、谈话和体验等方式直接的理解当地社会。他们批评人类学进化论学派和传播学派，认为任何物质文化和仪式习俗在社会生活中都具有一定的功能，能够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理解物质文化在社会体系中是如何发挥其社会功能，要比把它们置于进化论框架中来看待其在社会发展中处于怎样的位置更为重要。这种观念在论文集《简单人的社会制度与物质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体现。[9]但是，社会功能学派对由物质文化所建构的社会进程更感兴趣，从而对亲属制度、宗教仪式和社会结构与功能的强调成为了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基石。[10]于是，在英国社会人类学的鼎盛时期，物质文化被主流人类学所抛弃，只有少数学者仍然保留了对物质文化的兴趣。[11]在20世纪上半叶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功能人类学一直是英国人类学的主流，物质文化也长期被英国人类学所冷落，但并没有完全消失。赫顿(JHHutton)在1944年的论文《物质文化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地位》中说，即便从功能主义的观点来看，“物质文化”的研究作为经济和社会活动研究的一种研究方法是有价值的，甚至是最重要的价值。[12]到了20世纪下半叶，英国物质文化研究重新获得了复兴的动力，这主要来自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 的研究。[13]柴尔德早年在牛津大学学习。他先在爱丁堡大学考古学任教，后担任伦敦大学考古研究所所长，成为英国新考古学派的奠基者。在物质文化被英国人类学冷落的时期，却在苏联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思想促使苏联的物质文化研究出现空前的繁荣，因为物质文化研究可以为社会主义革命服务。[14]在这段时期，柴尔德多次访问苏联，深受苏联考古学的影响。他批评过去考古学对古文物的单纯迷恋，强调物质文化研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意义。他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把考古学与对消费主义的批判联系起来，重新强调对物质文化的研究。柴尔德为后来英美“新考古学派”的最终形成铺平了道路，也为20世纪80年代英国物质文化研究的复兴提供了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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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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