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生存环境
    上海位于北纬30°14′，东经121°29′，全国南北海岸中部长江口南岸。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东端。境域为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一部分，地势平坦，仅西南境有佘山、天马山等火山岩丘，平均海拔高度4米左右。全年气候温和，四季分明，空气湿润，雨量充沛，日照较多，无霜期长，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自然环境条件良好。当地地势高亢，平均高程4.2~~~4.5米，耕地土壤由长江冲积而成，土壤质地细小均匀，结构松散，土层深厚且绝大部分土壤为适宜旱作的潮沙泥、沟干泥、黄泥等土种。这就为棉花这种旱性作物的生长提供了物质基础。。乌泥泾，是元明时代松江府上海县的一个古老城镇，位于上海县城西南二十六里，属二十六里保地界。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棉纺织技术革新家黄道婆的故乡。遗址约在今华泾镇北、长桥镇南、龙华乡东湾村一带。乌泥泾镇古时水道交通方便，主要水道有七条，其中东西向有4条，南北向有3条。正是因为这些水道所以乌泥泾镇的水运十分兴盛，这也有利于植棉向全国范围传播以及棉布贸易的发展。
    2． 生产方式
    我国自古以来是以麻或蚕丝作为纺织原料，制成粗麻布或丝帛。至迟在两汉，棉花已从印度传人我国的海南岛及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致从三国以后，棉花种植开始由海南和西南地区逐渐推广至珠江，闽江流域。几乎与此同时，棉花亦从西北一路传入我国新疆高昌等地区，并已织成棉布。直到南宋末年，江南一带才有棉花种植，南宋末年诗人艾可叔的《木棉诗》可以为证。(陆心源：《宋诗纪事补》卷35)而江南最早引种棉花的地方大概即是松江。《南村辍耕录》卷24说："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径，其地土田侥脊，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阂广)。"然而，这时的松江乌泥径棉纺织技术尚十分落后，"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孤置案间，振掉成剂，厥功甚艰。"元初黄道婆回到家乡后，改进捍，弹，纺，织之具，生产技术迅速发展，由此，乌泥泾一带千户百姓家家机抒，以此为生，丰衣足食。正如《上海县竹枝词》中所表述的“布机声轧出茅檐，织妇双搀十指间。蓬首晨兴遥入市，归家手擎米和盐”。明朝初期，朱元璋就下令“凡田五亩及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并规定百姓除用金银等缴纳田赋外，也可用棉布、棉花来缴纳田赋。明代中后叶苏松地区植棉占耕田的十之六七，植棉纺织巍然成风。“机抒之声，比户相闻”，“所出布匹，日以万计”。
    3． 生活智慧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编辑《中国科学技术史》共七卷345册该书特聘德国汉学家兼纺织技术专家喜悦特恩撰写中国古代棉纺史。喜悦特恩还专门撰写了《关于十三世纪黄道婆的传说》，该文以史实为依据，认为一年生的棉花栽培“到宋代，此类作物已延伸到江南地区”，到十三世纪以来，棉花纤维的产量远远超过丝绸和萱麻。黄道婆改进了“线、弦、竹弧”提高了棉花加工效率，黄道婆革新纺织技术：头道工序轧花机，二道工序木椎拨弓弦，三道工序梳搓成棉条，四道工序摇转纺车纺成纱，五道工序牵挽成经线，六道工序上浆等，形成了一整套十三世纪最先进的棉纺织工艺技术由黄道婆改革制作的纺织制品中最著名的是乌泥泾被，具有色织提花的织造技术。色织是指织布所用的棉纱都事先染上各种颜色的色纱，提花是指在织造过程中，利用经纬棉纱的不同变化，织出各种不同的复杂花样。陶宗仪《辍耕录》直接记述黄道婆纺织技术革新制品乌泥泾被的织造方法和花样，即“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清代有专家对黄道婆及其后的松江府一带人民所生产的著名棉布概括为：“有云布、绒布、药斑布、紫布、丁娘子布、斓斑布、三林标布、稀布、短头布、高丽布、方肚斜纹布、柳条布、芦席布以及双单印、阴阳印等印花布，并指出了各自的产地和特征”。
    4． 文化人格
    在上海除乌泥泾外，还有浦东的三林塘一带、浦南的龙华、七宝、莘庄、梅陇等地区，几乎没有一家不从事纺纱织布的，女孩七八岁学纺纱，十一二岁学织布，传承学习黄道婆纺织技术在本地形成风尚。女性也就此成为家庭经济的主力军。与传统的家用的“男耕女织”不同的是，原松江七县一府的现上海市地区，明末清初的女织已脱离“自给自足”状态，而成为当时社会重要的流通商品，从而也改变了上海地区女性在家庭的地位，并影响到恋爱婚姻的状况。女性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全国闻名的上海男人和女人恋爱婚姻家庭生活所具有的的别具一格的地域文化人格，就是那个时期这种生产生活定下的基调。
    如此，乌泥泾传统棉纺技艺一类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也不能光从知识技艺考虑，而应该关注遗产本身的生态场的恢复、整合和重建。

二

    重新建构生态场，还要注意营构传承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宜的文化氛围，孕育技艺传承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应的独特文化素养和品味。
    嘉定竹刻是嘉定最经典的民间工艺品，也是中华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嘉定地处江南，自古绿竹猗猗，风物清嘉，人文荟萃，人杰地灵。特独良好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催生嘉定竹刻艺术的重要因素。
    明代正德、嘉靖年间，朱鹤（字子鸣，号松邻）以刀代笔，将书画艺术融入竹刻，开创了以透雕、深雕为特征的“深刻技法”，将竹刻从附属于实用工艺的范畴内脱巢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雕刻艺术。朱鹤之子朱缨（字清甫，号小松）、孙朱稚征（号三松），均继承竹刻，且推陈出新。“三朱”确立了嘉定派竹刻的风格。三朱之后，嘉定竹人代有创新。
    清代康熙年间，嘉定竹刻进入全盛时期。吴之?[（字鲁珍，号东海道人）创薄地阳文。层次多变，秀媚遒劲。同期还有封锡禄（字义侯）、封锡爵（字晋侯）、封锡璋（字汉侯）三兄弟，均精于圆雕人物，作品生动传神，时称鼎足。
    清代乾隆年间，嘉定派竹刻流派纷呈。周颢为领军人物。他集嘉定竹刻之大成，用刀如笔，作品生动浑成，被世人称为“绝顶佳品”。
    清初，嘉定竹刻即以贡品传入宫廷，康熙、雍正不仅收藏了不少竹刻制品，还将竹人封锡禄、封锡璋、施天章等召入内廷供奉。乾隆不仅喜爱嘉定竹刻，还将自己的诗题写在笔筒上，让竹人刻下。皇家的喜爱倡导，使嘉定竹刻的名声更加响亮。
    晚清，由于民生凋敝，竹人为维持生计，大批制作名片盒、烟盒、眼镜盒、手杖等实用工艺品。艺术品位下降，但仍有褪色的辉煌。时任礼部尚书的嘉定人廖寿恒曾将竹手杖赠给帝师翁同??，翁同??赋诗一首，以表达欣喜心情。
    嘉定竹人以刀为工具，以竹子为载体，将书、画、诗、文、印诸艺术融为一体，赋予竹子以新的生命，作品有淡淡的书卷气和金石味，风雅绝俗，是历代文人士大夫的雅玩。
    嘉定竹刻的样式有以竹筒和竹片制成的笔筒、香筒（薰）、臂搁、插屏、抱对等；还有以竹根刻成的人物、山水、草木、走兽等。嘉定竹刻由浅刻、深刻、薄地阳文、浅浮雕、深浮雕、透雕、圆刻等十余种基本技法，有明显的地域性和鲜明的原创性。
    嘉定竹刻问世后，即引起文人学者的关注，李流芳、娄坚、钱大昕等著名文人学者都先后介入竹刻，进一步提升了嘉定竹刻的文化品味。
    嘉定竹刻已有400余年历史，历代著名竹人达130余人。作品为海内外博物馆及私人珍藏。海内外人士称“竹刻有超常的技巧和诗意的想象”，是“绝世的艺术”。
    可见，嘉定竹刻系纯手工操作，工艺流程复杂，制作耗时费神，经济效益低，但是对竹人艺术的修养和熏陶却很高，后继乏人，目前正处于濒危状态，亟待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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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