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营长安鼓乐

　　文化区、文化圈、文化飞地

　　中国各个“文化区域”的“文化综合体”中既包括上层文化也包括民众所传承的民间文化。所谓“文化圈”，就是根据一定数量特定的文化特质对文化所进行的圈层划分,围绕着某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形成的文化圈很可能与行政区存在着矛盾。对由于遗民而形成的“文化飞地”问题、由于战乱兵祸或自然灾害或民族迁徙而导致的文化断裂问题等的研究，对于中国文化的整合与继承、对于解开中华文化的许多谜团是非常有益的。

　　文化区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历史悠久、文化多样的多民族共同体。古史上就曾经有过若干民族或部落集团的纷争和聚合。历史学家徐旭生说，华夏民族是由三个族团组成的，分别是华夏集团、东夷族团和苗蛮族团。“此三集团对于古代的文化全有像样的贡献。它们中间的交往相当频繁，始而相争，继而相亲;以后相争相亲，参互交错，而归结于完全同化。”由于民族和部落集团的纷争和战乱，攻城掠地，灭国迁民，不同文化频繁交融同化，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而在共同的文化之下，又保留了一些所谓“亚族”的文化和本土的文化，从而发展为现在我们所公认的齐鲁文化、吴越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荆楚文化、巴渝文化等地域文化。

　　美国批评派(又名美国历史学派)学者博厄斯(F.Boas)提出了一个“文化区域”(Culture area)的概念。戈登淮塞(Alexander Goldenweser)在其《社会科学史纲》一书中阐释博厄斯的“文化区域”的含义时说：“(博厄斯，原译彼亚斯)文化区域之观念，一方面固带有客观性，同时亦为心理上主观之观念。所谓客观者，盖因每一区域内之文化综合体，确与另一区域不同。所谓心理主观之观念者，盖因每一区域内，各部分之文化特质间，彼此之关系亦具有特殊性。”

　　我国的区域文化，与博厄斯所说的“文化区域”说相类，尽管由于我国历史上的各个集团与相关地区的文化关联历史渺远，文献记载又显得零散，缺乏博厄斯所说的那样的“精密之调查”，但构成各个“文化区域”的“文化综合体”之独特性，却是十分明显的。与西方人类学这在一些原始族群中所做的调查不同，中国各个“文化区域”的文化都有了比较充分的发展，在各个区域“文化综合体”中既包括上层文化即精英文化，也包括民众所传承的民间文化或曰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不同文化的交融速度加剧了，文化趋同化的现象日益明显，但只要仔细观察和研究，就会发现，不同区域的民间文化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博厄斯所说的心理因素，仍然成为各自文化独特性的有力支撑，也就是说其“文化独特性”还是足以构成区别的。

　　文化圈

　　20世纪初年，西方的文化研究中，先后出现了进化派、播化派，继而又出现了功能派、批评派。播化派又分为两派：一为德国派，一为英国派。德国派的莱奥·弗洛贝纽斯(Leo Frobenius,1873-1938)提出了一个叫做“文化圈”(Kulurkreis)的概念，随后，弗里茨·格雷布内尔(Fritz Graebner,1877-1934)对“文化圈”做了系统的论述与发挥。所谓“文化圈”，就是根据一定数量的特定的文化特质(5个到20个)对文化所进行的圈层划分。早在20世纪20年代，“文化圈”学说，已经从西方介绍到了中国。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和吴歌研究，董作宾的《看见她》研究，娄子匡的《月光光》研究，即使不是在文化圈理论的直接指导下，也是运用了文化圈理论的重要成果，而且用中国人的学术实践丰富了外国人提出的这种学说。到了上世纪80年代，民间文学搜集研究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文化圈”学说，再次进入中国民间文学或民间文化研究领域中来。在民间文学研究中，“文化圈”学说以及我国学者积累的经验，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丰富了我们的理论武库。某个民间故事的原型，在不同地方的流传中，总要落地生根发生各种变异，而这些不同变体所落脚的地方，就构成了这个故事的故事圈，为我们提供了地理历史比较研究的可能。民间舞蹈、民间音乐、民间美术亦同。

　　文化圈与行政区划

　　如上所说，文化的传播、兴盛与衰微，是服从于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的。一种文化现象，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某个项目，经过民众的长期代代相传，虽然会在传承和传递中发生某种变异，但还大体保持着原型的基本要素，并可能在一个幅员不算小的地区内被民众持续认同，从而形成一个以这个项目原型为主题的文化圈，而形成文化圈的条件，大体取决于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风俗、共同的生活方式。而行政区划的确定和改易，则主要是政府(权力机构)根据行使权力的需要和经济发展的布局确定的管辖区。围绕着某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形成的文化圈，其流传地区可能跨越两个乃至三个或更多的行政区划。因此，文化圈和行政区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矛盾的出现，究其实质，是行政区划以强力割裂了某种文化的完整性所导致的。在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京北的河北省张家口市管辖下的蔚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的剪纸大县。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笔者与蔚县単堠村的年轻剪纸艺术家高佃亮多有交往，引荐他把自己的剪纸来京在紫竹院公园举办展览，又帮他到湖北十堰市人民公园展览。故而对蔚县剪纸的特点有些许的了解。2003年10月，笔者应邀赴蔚县参加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那里主办的剪纸集成大会，听到河北的圈内人士介绍蔚县剪纸属于燕赵文化的风格和特点，就颇不以为然。笔者在发表意见时认为，蔚县剪纸的内容取材(多以戏曲人物为主)、图像构成、刻制方法(不是剪刀剪纸)、风格，应为晋北文化的延伸，而并非燕赵文化，把蔚县剪纸说成是燕赵文化，是受行政区划的影响所致，应属文化认识的误区。蔚县虽然在行政区划上隶属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但其地往西与山西的大同毗邻，居民的语言、风俗、生活方式，都与地处晋北的大同相像，受晋北文化的影响殊深，或者压根儿就是晋北文化的一脉。

　　顾颉刚编辑《吴歌甲集》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沈兼士曾对顾颉刚的“吴歌”定名提出异议，认为吴的地域不清，既是苏州的歌谣，用《吴歈集录》书名有笼统之嫌。但顾没有采纳他的老师沈兼士的意见，坚持用“吴歌”。他说：“我在那时所以这样写，原是用的《楚辞》上面的‘吴歈蔡讴’的典故。现在觉得典故可以不用，但吴字还没有法子换。所以然之故，只因为这些歌不是仅仅的从苏州城里搜集来的。‘苏州’二字，现在只是吴县境内的一个市名，不能笼罩别的市乡。若题‘吴县’，又不能尽，因为我的祖母住过荡口，荡口是属无锡县的;我的妻是甪直人，甪直是一半属吴县，一半属昆山县的。况且我更希望吴县附近的人多多给我歌谣，亦不愿用吴县一名来自己划定。而佣在苏州人家的老妈子和婢女也不尽是吴县乡下人，她们尽多供给我以歌谣的机会，我也不肯用吴县一名来把她们挡住了。我总觉得，沿太湖居住的人民，无论在风俗上，生活上，言语上，都不应分隔;这些地方虽是给政治区域划断了，但实际上仍是打成一片的。所以我们尽可沿着旧有的模糊不清的‘吴’名来广求太湖沿岸人民的歌谣。”顾颉刚采用“吴歌”这个名称是经过慎重权衡的，他取名的标准不仅是操吴语，而是打破政治区划，按照文化的自然的分布，即沿太湖居住的人民，在风俗、生活(方式)、语言这三个方面都是一样的，不容分隔。

邕宁壮族八音

　　“文化飞地”

　　“文化飞地”是我几年前的发现。我到贵州安顺地区去参观考察了解那里的“屯堡文化”。“屯堡”是明代中原的皇帝派到边疆地区去阻挡云南的蒙古兵的戍边之旅，他们连同家属都流落在那里，再也没有回到内地。他们住在山上或山腰间，擅于建石头房子，因为他们要抵挡敌人，在山顶上造了带枪眼的碉楼。他们至今穿着古代汉民族的衣服，不与当地少数民族通婚。也就是说，他们在少数民族居住地的包围中生活了几百年，却保留着自己的生活习俗、衣饰、礼仪，如同一块脱离了本土的“飞地”。

　　2002年，年轻学者燕达和高嵩写了一本《六百年屯堡——明王朝遗民纪事》，要我为之写序，我在他们的著作前写下了下面的一些文字：“历史上的移民问题，尤其是遗民问题，所在多有，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引起注意了。而从文化学上对由于遗民而形成的文化‘飞地’问题、由于战乱兵祸或自然灾害或民族迁徙而导致的文化断裂问题等，却至今没有引起学术界应有的关注。而这样的研究，对于中国文化的整合与继承、对于解开中华文化的许多谜团，自然是非常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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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艺术报 2012年08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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