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本草”仅是生活中的一般概念,或许不需要花费这么多的笔墨。事实上,《本草纲目》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人与自然的体认关系。传统的中国医药与中国的饮食在这方面是一致的,即不像西方认识论那样,将人的主体与客观的客体割裂开来,表现在西医中对人的病理认识以及采用强烈的方式将病“压制”——仿佛让我们看到西方以“战争”解决问题和冲突的社会“治疗”惯习。另外,西药大多是化学制品——以“科学”和“人工”发明的药品,就像外力强烈撞击身体,可治疗却没有补给。简单地说,西药治病却不养生。中医药不同,首先,身体有病有恙被认为与自然“脉象”不平实,“气势”不畅通,“节律”不合拍,一句话,“道理”不对。因此,中医诊断主要的方法为“望闻问切”:望,指观气色;闻,指听声息;问;指询问症状;切,指摸脉象,合称四诊,都围绕着这些关系进行考察。顺带一说,中医的方法很像人类学田野作业中以“参与观察”为基本手段的“质性研究”(即对对象的“质”进行分析和判断,而西医则主要采用“量化”手段)。对中医来说,身体的“病”被看做“亏”,因而要“补”;“补”的最有效方式就是食补。这种来自自然的“以象取义”特征多少有些类似于人类学家弗雷泽对巫术本质的理解:“象生象”(like produce like)[13],却又不尽然。因为中国的饮食养生治疗讲究将人的生命关系与自然物种、形态、节律等各种关系连为一体,将身体的各种变化植入其中。身体有什么问题,就与自然现象相对照;身体缺乏什么,就在食物中“补”什么。所以,膳食也就显得重要。简单地说,中医药既可治病又可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