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艺传习、口头交流与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再生产

　　以最后一锅旗饼子馒头出锅作为结束,双菱家这次蒸馒头的活动大概持续了5个小时。在蒸馒头的过程中,总共有5个人在家,参与蒸馒头的有4个:双菱、双菱的丈夫、双菱的二女儿良、双菱的外孙女小宜。像过去一样,双菱没有叫儿子参与蒸馒头的过程,他也没有主动参与,期间一直坐在炕上玩电脑。在参与蒸馒头的人当中,双菱在蒸馒头过程中是最不可或缺的,如果她不能参加,那此次活动只能延迟到她有时间的时候再进行;双菱的丈夫主要承担了劈柴、烧火的任务。虽然承担了劈柴、烧火的任务,但他其实随时可以因为其他工作而退出。例如,经营着修自行车生意的他,在家里有人来修自行车的时候,他便放下蒸馒头的工作去修自行车了。期间,在跟双菱商量过后,他还去镇上的超市买了去看望一位亲属的礼物。双菱的女儿良是重要的、“理所当然”的帮手。同样作为儿女,双菱的儿子可以不参加蒸馒头而不被指责,但良却不能表示拒绝,在双菱年纪大了的时候,良必须作为帮手或者作为主力承担起双菱承担的工作。因为,在纪村人的观念里,蒸馒头这项劳动主要是女人的工作。

　　面桌上参与劳动的主要是双菱、良和小宜,恰好是一家三代人。双菱是这次蒸馒头的主导者以及这三个人中的蒸馒头“专家”;二女儿良是双菱主要的协助者,良从八九岁的时候就在双菱的指导下参与这项工作,从最开始如小宜那样的模仿者变成了现在主要的辅助者。良这次主要承担的工作是揉面。她现在其实也已经会做馒头了,但没有独立操作过;外甥女小宜是自愿而懵懂的模仿者,她因为好奇与对小姨与姥姥的追随而参与到其中。

　　在漫长的蒸馒头的过程中,她们并不是静默无言,相反,她们一直在交流互动。口头交流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们交流互动的内容包括:

　　1.蒸馒头的技术与意义:双菱作为她们三个人当中辈分最高、蒸馒头技术最好的“专家”,她是蒸馒头手艺的主要掌握者与评判者。在年复一年的共同的蒸馒头的劳动中,良通过耳濡目染与亲身实践,从双菱那里学会了揉面的技术以及做馒头的技术。在这次蒸馒头的实践活动中,良又依葫芦画瓢,将自己学到的技术通过言传身教,传递给她的外甥女小宜。小宜通过亲身实践,去体会、学习这门技术,双菱则变成旁观者与评判者。可见,蒸馒头手艺的传习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人们并不一本正经地宣称“我今天要来学蒸馒头!”而是通过成长过程中的观察与模仿来实现。因而,当良问双菱跟谁学会了这门手艺时,双菱反问:“这还用学啊?”双菱和良作为此次蒸馒头的主力,并不真正指望9岁的小宜能够在蒸馒头的过程中帮什么忙。小宜因好奇以及下意识地对姥姥和小姨的日常生活的模仿而参与其中,她通过模仿来揣摩蒸馒头的技艺。恰恰是在此过程中,她将逐渐掌握蒸馒头这门手艺,并理解过年的馒头中承载的意义。这些意义至少包括通过馒头来敬天祭地敬祖先;趋吉避凶(不说不吉利的话);协调社群关系(招待客人);犒劳家人。

　　2.做饭与女性:做饭作为家务劳动的一部分被视作女人的工作。此次蒸馒头活动,是以双菱和良这两位女性为主的。双菱夫妇对良不能独立蒸馒头表示遗憾,联想到良糟糕的做饭能力,双菱夫妇对良的未来表示担忧。在他们的观念中,一个不会做饭的女人无法在婆家立足。除了在平常做饭的时间灌输这种观念之外,他们这次又通过面桌上的交谈将这种观念直接传递给良,并间接地传递给尚是孩童的外孙女小宜。

　　3.婚姻观念:对于闺女大龄未婚这件事,父母越来越焦虑。用双菱的话说,“该结婚的时候就得结婚”。因为,子女的婚事是父母的“任务”,子女“该结婚”的时候不结婚使得他们在乡村社区中抬不起头来。在蒸馒头时的闲聊中,双菱再次向良表达了这种观念。那么,对于子女来说,是不是结了婚就可以了呢?也不是,从双菱向良讲述侄女的婚姻故事来看,在双菱的观念中,儿女的婚事至少要跟父母商量,征得父母的同意。子女是不应该自作主张的,尤其是在父母不同意的情况下选择“私奔”或者“怀孕”。这同样让父母在乡村社区中蒙羞。

　　4.为人处事:双菱跟良和小宜八卦了村里爱嚼舌根的邻居的事,借此,双菱向女儿和外甥女传递了一个观念:一个受人尊敬的女性要避免说人坏话,避免人后挑拨离间。

　　技艺与观念的传承就在以上提及的生活情境中日日熏染传递,技艺和观念有着强烈的不可分割性。尽管良从高中毕业离开纪村之后已经慢慢脱离乡村生活,受过高等教育的她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跳出由双菱的言传身教与环境熏染而习得的知识和观念体系,但这种言传身教与环境熏染在根本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良的观念。例如,尽管良的厨艺没有得到双菱夫妇的认可,但良仍然不自觉地将包括做饭在内的家务劳动看作是自己的责任;良虽然嘴上不说,但她仍然常常为没能在父母期望的年龄出嫁而感到愧对双亲,她的婚姻观念深受双菱夫妇的影响。良为人处事的原则也深受双菱夫妇的影响,在与人的交往中,良自认为不是一个爱嚼舌根的人,亦有意识地与这种人保持距离。今天,这些技艺与性别观念也仍然通过日常生活实践情境中的这种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双菱的外甥女。而双菱的丈夫和儿子的部分参与或者不参与,亦是对男性的社会性别角色的再生产。

　　由此可见,乡村社区中物的制作过程中包含着复杂的文化信息的传递,食物的制作过程亦是社会性别角色规范的再生产过程。这一过程同乡村日常生活中的其他日常生活实践一起不断强化与再生产这些社会性别角色。反过来讲,包含食物制作者在内的食物制作过程亦是食物的意义的生产过程。通过在同一情境中共同劳动,参与者赋予食物以明显的性别意涵。例如,女性主导的食物制作过程强化了女性是家庭中食物的制作者这一点,使得来自于家庭的食物常常被自然而然地与女性关联起来。

　　三、朝向关注过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及其中社会性别视角的呈现

　　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过程亦是其意义的生成过程。剥离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及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互动过程的考察来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其实是忽视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赖以生存的语境及其在该语境中因与周围环境所发生的错综复杂的互动而发生的复杂的意义生成过程,这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从其富有生命力的生存土壤中剥离了出来。

　　从前文的个案分析可以看到:如果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扩展包含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互动过程的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性别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过程中多重意义的生产所具有的影响力便自然而然地得到呈现。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过程再生产了乡土社会的社会性别角色规范。前文对双菱家一次春节面食制作过程的考察已经揭示,面食的制作过程不单纯是民间手艺的传习过程,其中还包含着家庭成员之间的频繁互动与丰富的口头交流。这些交流主要在母亲、女儿和外孙女三代人之间展开,其内容指向女性的婚姻观念、社会性别角色分工以及女性应有的美德等。在此过程中,社会性别角色规范得以被再生产并在代际之间传承。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过程形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性别化特征。例如,双菱家的馒头制作主要由女性参与,其所交流的话题更贴近乡村女性的日常“拉闲呱”特征———它是琐碎的、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但正是在该过程中,社会性别角色规范得以潜移默化地传承)。另外,双菱家的馒头亦体现了双菱的审美追求,例如,考虑到其中一些馒头要被用来走亲访友、招待客人等,双菱特别看重蒸熟的馒头是否白且透亮,因此她不断地向女儿和外孙女强调揉面的重要性。可以说,每一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过程都体现了作为个体的传承人的性别特征,进而,也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拥有了不可忽视的性别化(gendered)特征。这种性别化特征体现在每一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过程中。例如,同样是剪纸,一个男性剪纸传承人与一个女性剪纸传承人的剪纸制作过程所承载的性别化特征是不同的。

（本文原载于《民族艺术》2016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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