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给我们的印象是：性格开朗，会唱很多山歌(田歌)，没有拘束感，唱歌是她抒发内心情感的一个渠道。歌喉也很圆润，音域开阔，很耐听。无疑是一个很合适的民间歌手调查对象。可惜的是，后来她唱歌唱坏了嗓子，不能再唱山歌了。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能讲故事、善讲故事，也没有发现她的创编才能。她的歌喉关闭之后，其艺术才能转移到了说故事上。我没有调查和研究过她的生活史和从艺史，但我坚信，她的由善唱山歌到善讲故事的经历，大体符合那些多才多艺的乡村艺人的成长规律和民俗艺术规律，这种事例，在别的地方也有过，不同的民俗艺术在民间艺人身上是相通的。

　　1958年赴南方调查采访新民歌，我所采访的歌手中，除了陆瑞英外，还有安徽省肥东县定光乡山王村的殷光兰。回京后我写了一篇《民间歌手殷光兰》，发表在研究部主编、作家出版社1958年7月出版的《向民歌学习》一书中。当时还是童养媳的殷光兰，现在是安徽省著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50年后的今天与陆瑞英在北大见面时，我怀着一种愧疚的心情，当年为什么就没有写一篇陆瑞英的采访记呢?陆瑞英讲一口吴语，她所唱的山歌，在我这个北方人听来，无异于听天书，多有不懂，故而说好由路工(他是浙江慈溪人，说的也是吴语)先生写一篇采访记或调查记，但他回京后并没有写成文章，倒是促成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和江苏省文联、文化局合作于1959年进行的白茆新民歌调查。

　　那次调查，陆瑞英被吸收为调查组成员。路工于1959年6月12日撰写的《江苏常熟白茆人民公社新民歌调查报告》，实际上就是1958/1959年前后两次调查的综合成果。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主编，路工、张紫晨、周正良、钟兆锦编写《白茆公社新民歌调查》，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5月第1版，第129～148页。)

　　周正良先生也是50年前因白茆田歌而结缘的老朋友。1958年他参与创办了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文学研究所，并于1958年10月编印了《江苏民歌参考资料》(第一辑)。这本书里，选辑了王翼之的《吴歌乙集》(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民俗学会1928年)、叶德辉编《淮安歌谣集》(同前，1929年)、林宗礼和钱佐元编《江苏歌谣集》(第三辑，沪海区，江苏省教育学院1933年)。

　　陈泳超在电话里多少有点羞涩、也多少有点遗憾地告诉我，《陆瑞英民间故事歌谣集》首发式本打算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因为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要省部级，而主办本书首发式的中国俗文学学会级别不够门槛，不得其门而入，便改在了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其实此事纯属偶然，却让我这个民研老兵感想良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这部民间作品的首发式，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至少陡增了许多学术的味道，况且其深意也许还远不止于此。

　　其一，北京大学是中国歌谣运动的发祥之地。1918年1月的一个冬日，刘半农与沈尹默在北河沿散步时的聊天，非常偶然，却开启了影响深远的北京大学征集近世歌谣的运动;1919年8月，刘半农向家乡江阴的船夫记录了20首吴语民歌，后汇为一集《江阴船歌》，被周作人称为“中国民歌的学术史上的第一次的成绩”。(周作人《中国民歌的价值——刘半农编〈江阴船歌〉的序文》，《学艺杂志》第1卷第1号，1919年，北京。)

　　90年后的今天，在民间文学学科全面进入低潮的2007年的初夏，又由任教于北大的陈泳超和江苏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周正良以一部用吴语讲述的故事和以吴声吟唱的吴歌《陆瑞英民间故事歌谣集》，从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里发出了一声新世纪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震响。

　　刘、沈是吴地人，陈、周同样也是吴地人或在吴地工作多年的学者，前者是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冲破黑暗发动歌谣运动，后者则是在学科低潮期以采录实绩和理论方法打破沉寂的振臂一呼，我想，20世纪之初和21世纪之初发生在北大的这两件事情，也许并非仅仅是历史的巧合吧。我寄希望于北大英杰交流中心首发式上学者们在新世纪之初发出的声音，重新燃起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雄心。

　　其二，常熟市的白茆塘水养育了并推出了一个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在传承故事和歌谣上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故事家和歌者陆瑞英。白茆乡能讲故事和善唱民歌的人很多，其中也不乏杰出的人物，多年前我在白茆采访过的，除了陆瑞英外，还有万祖祥等。但无可置疑的是，陆瑞英是其中最有特点、也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她既能唱山歌、又能讲故事，集民歌手和故事家于一身。如今业经文化部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周正良和陈泳超把她认定为“综合性传承人”：“民间文艺的杰出传承人很多，但是像陆瑞英这样在故事、歌谣两方面都具有很有造诣的综合性传承人，在汉族地区还很罕见。”(周正良、陈泳超《高亢嘹亮婉转激越 陆瑞英：吴歌的现代传奇》，《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5月15日。)情况的确如此。20世纪80年代在民间文学研究领域里有两大领先性的进展和成就：一是故事村的发现;一是故事家的研究。就已经发现和得到研究的著名故事家而言，如东北地区：朝鲜族的金德顺、黄龟渊，满族的傅英仁(宁安)、李马氏(岫岩)、于春贵(鞍山)、蒙古族的武德胜(喀喇沁佐旗)、谭振山(新民);华北地区：靳正新、靳正祥(河北耿村)、尹泽(山西朔州);华东地区：宋宗科(费县-青岛)、尹宝兰(山东费县)、胡怀梅(山东临沭)、王玉兰(山东苍山);华中地区：刘德培、刘德方、李德富、葛朝宝(湖北伍家沟)、土家族孙家香(长阳);西南地区：魏显德(重庆走马镇)……没有一位是陆瑞英性的“综合性”的讲述者或传承者。因此，如果说，80年代民间文学界对民间故事讲述家的发现和研究，是中国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进步和贡献，那么，新世纪学者对“综合性传承人(讲述人)”陆瑞英的发现和研究，无疑称得上是在民间文学搜集和研究领域里是一次新的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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