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民俗文化网 　　文章作者：佚名

即是从殷礼“损益”而来。应当承认，在与周边当时各族的文化相比，周文化是一种最为先进的文化。鲁国下了大的气力推行周文化，是为了适应周王朝的政治统治。从一开始，鲁人便显示了文化上的进取精神。

文化的优劣在文化的交流中最容易看得清楚。一般说来，落后的文化要不断地学习先进的文化，来丰富和完善自身。就齐、鲁两国而言，齐国就常常向鲁国学习。

众所周知，管仲的改革对于齐国成为泱泱大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但是，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管仲改革乃有吸收鲁文化之长、补齐文化之短的深意。管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定四民之居，推行士、农、工、商四业并举的政策，把发展农业放在经济基础的地位，置于工、商业之前，这明显吸收了鲁国以农业立国的思想，以补齐国偏重工商、渔盐、女工之业，忽视农业而造成社会不稳之弊端；管仲还针对齐国传统礼义道德观念淡薄，习俗落后，以致于君臣上下无礼、男女关系混乱，从而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的情况，十分注意从鲁国吸收周礼文化，强调礼义道德的建设。

管仲如此，齐国的其他君臣何尝不是如此。齐国虽然有人对孔子所讲的繁文缛礼不感兴趣，但他们毕竟不能不对鲁国“尊卑有等，贵贱有序”礼治秩序表示重视。例如，齐国的另一位名相晏婴就曾经与齐景公一起到鲁国“俱问鲁礼”（《史记·齐太公世家》）；孔子到齐国时，齐景公也不失时机地问政于孔子。又如，鲁国发生庆父之乱时，齐欲伐鲁，但有人看到鲁国“犹秉周礼”，认为“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左传》闵公二年）。有一次，齐人伐鲁，见一妇人带着两个孩子，开始时抱小而挈大，大军将要到跟前时，反而抱大而挈小。当问及时，妇人说：“大者，妾夫兄之子；小者，妾之子。夫兄子，公义也；妾之子，私爱也。宁济公而废私耶。”齐国从而罢军，他们认为：“鲁未可攻也，匹夫之义尚如此，何况朝廷之臣乎？”（《说苑疏证·佚文考》）

齐人看重周礼，向鲁国借鉴、学习，显示了其积极进取、灵活开放的一面，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这也证明齐文化中存在不少有待改进之处。如在君臣关系方面，齐国出现了不少相弑相残的现象，而鲁国的情况要好得多。鲁国的大夫臧文仲曾教别人“事君之礼”说：“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逐之，如鹰之逐雀也。”（《左传》文公八年）这种典型的尊君之论，便基于鲁国深沉的礼乐传统，这对于鲁国君臣关系的和睦，对于鲁国社会的安定都有积极的作用。而且动态地就君主制度的发展来看，鲁国的这种礼治秩序也有其进步的一面。再如婚嫁习俗方面，“同姓不婚”是鲁国最为基本的婚姻习俗，不论男婚还是女嫁，均不找同姓。鲁国还特别注重男、女之别和夫、妻之别，这与齐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婚姻制度史的研究早已表明，“同姓不婚”之制相对于氏族族内婚姻是极大 的进步。正因如此，鲁国的婚姻制度才为当时各国所普遍认可，例如，《史记·商君列传》记商鞅说：“如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在当时的情况下，严格的婚姻制度以及男女界限是清除旧的习俗的最好办法，在这方面，鲁人的做法是具有表率作用的。

齐、鲁两国的文化交流从各自的文化特色形成之日起便开始了，但两国文化上的优劣之争似乎也未间断，直到战国时的孟子也还如此。《孟子·公孙丑上》记公孙丑问孟子说：“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婴之功，可复许乎？”孟子回答说：“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婴而已矣。”孟子的话就似乎表现了鲁人对齐人的轻蔑。其实，由于齐文化的起点较低，齐人在以后的国家建设与发展中努力进取，使齐文化表现出了开阔、灵活、积极的特质。所以清代学者俞樾在谈到齐人对于后来儒学发展所起的作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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