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来历不明的古字，被誉为西晋索靖惟一真迹，成为媒体大力宣扬的“中国现存最早书法”作品，权威专家也誉之为“中国书法第二件作品”。而这一切竟被一个书画爱好者点破……

   敲锣打鼓上场

   嘉德拍卖行宣布将在7月13日拍卖西晋大书法家索靖惟一的真迹《出师颂》。国内一些媒体纷纷以“中国现存最早书法”，“晋代真迹”等词来形容这现身的国宝。

　　如果属实，这将是一件改变中国书法史与文物史的国宝，而且最终的拍卖价格还可能再创新高——此前媒体援引未经证实的消息称，国内有买家欲以3000万元的天价竞购此作品。

　　去年在嘉德的春季拍卖会上，一幅宋徽宗《写生珍禽图》曾以2530万元的价格成交，同年秋季米芾《研山铭》更是以令人咋舌的2999万元的价格成交，创下迄今为止国内古代书画作品拍卖价格的最高纪录。但两幅拍品的真伪至今在学术界仍有较大争议。

　　索靖是西晋书法大家，他比中国现存最早的国宝墨迹《平复帖》的书写者陆机年长近22岁。目前并没有索靖其他作品存世，所以此帖可能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墨迹。索靖的书法是中国书法从章草向行草过渡的关键时期的代表，王羲之正是在索靖、陆机、钟繇的章草基础上吸收民间的书风，创造了流行至今的行草。史载索靖的书法“如风乎举，鸷鸟乍飞，如雪岭孤松，冰河危石”。当时人称其名与王羲之王献之“前后”，后索靖真迹不存才渐渐掩去盛名。古代权威书法史籍《宣和书谱》曾写道：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路过碑林，看见索靖的书碑，先是驻足细观，累了，便卧倒在地观看，久久不肯离去。索靖在东晋时已有大名，王羲之的书法老师之一也是叔叔王，晋元帝姨弟，一位侯爷，在随王室南渡之际，随身只在怀里揣了叠成四折的索靖墨宝，并密密缝在内衣里。宋人看此帖时，四叠印仍在。

　　索靖真迹再现，将使中国书法界再次看到这位深深影响中国书法的大师的笔触。

　　在嘉德的宣传品上，显然将此物作为自己10周年庆典的压轴戏。他们是这样介绍这一宝物的：“上面有宋高宗篆书大字晋墨，乾隆御笔题跋。索靖书《出师颂》，米友仁题记。……谓之书林至宝，毫无溢誉之嫌。”

　　其中最具说服力的是宋高宗的“晋墨”两字，因为在宋朝还有索靖其他真迹存在皇宫，皇上对照题签是文物界的铁证。

　　这一件宝物身上有难以想象的众多传奇，它被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收藏，盖上了太平公主标新立异的胡文印。它在1922年被溥仪用赐赏溥杰的方式带出宫，1945年失踪，从此消失在人海中60年。1997年此帖后半段被一年轻人带到嘉德拍卖行在H城的征集办公室，说是在北方一城一神秘老头处购得。嘉德书画部负责人拓晓堂极力推荐，却连25万都拍不出。据说拓晓堂咽不下这口气，用了6年与那小伙在那北方城市寻找老人，30次失望而归，6年后竟从其他渠道获得了前半段。

　　至于如何得来，嘉德认为是客户隐私不便透露。

　　让人们更加确信此则新闻的是一位大师的出场。

　　这位92岁高龄的国宝级书画鉴定大师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连称“国宝，国宝”。其夫人称他看到此帖，兴奋得几天没睡好。这位大师又说：“宋代就有人认为它是隋代作品，也有人认为是晋代的，但是无论如何不会晚于隋代，无论从年代还是从艺术价值来看，《出师颂》都是件了不起的作品。它的墨色像漆一样，真是国宝，国宝！”他甚至称其是“仅次于陆机《平复帖》的中国书法第二件作品”。（详见北青报）

　　嘉德拍卖行将这一《出师颂》底价定为2000万，并向记者透露：“徐邦达、启功、傅熹年都说好，是国宝，徐邦达与傅熹年都建议国家买。故宫博物院与北京文物局都开了研讨会要买这件好东西。”

　　徐邦达、启功与傅熹年都是国家文物六人小组的成员，国宝级鉴定家。

　　大师出场，文物界自然再无异议，一切就等7月13日开场拍卖。为了国宝不流失海外，嘉德是定向拍卖，只准国内博物馆、国有企业等举拍。

　　偶然飘来一封信

   突然有一个叫张继刚的人写了一封致北京市文物局梅宁华的署名公开信，同时抄送国家文物局、文化部。

　　张继刚何许人也，一个业余的书画爱好者，某投资公司业务主管。

　　“笔者认为此件作品并非索靖所书，而是一件较为一般的佚名所临之本。理由如下……

　　“笔者所知史孝山《出师颂》当时有无数本，系当时人当作帖来临写，好比后人临写千字文……《出师颂》在明著录就有四五本之多，嘉德这一本，明清有人把其定为隋人，但这样仍争议很大，……书界人士都认为嘉德这件《出师颂》从书风看没有隋唐法度，更不要奢谈什么西晋索靖了。”

　　他还指出：“嘉德公司利用人们希望有一个真索靖出现的憧憬，指鹿为马将一件佚名的书法作品冠之以索靖大名，然后利用各种媒体以‘西晋国宝’，‘索靖惟一真迹惊现于世’为名大肆宣传。”

　　“目前从未在媒体上听到有否定索靖真迹的不同声音，学界也令人可怕地保持沉默，说明利益驱动的力量多么强大！一旦这旷世骗局阴谋得逞，那将给国家造成多大的经济损害，这将是中国文人，中国书学界的悲哀。

　　……

　　“我恳请北京市文物局有关职能部门组织专家出面指出谬误，正本清源，还历史本来面目，我也知商业炒作，本可以不必干预，但拍卖公司可以有这么大的势力，指鹿为马，偷换概念，而书界一声不吭，噤若寒蝉，长此以往岂不可怕。”

　　这封信也飘到了记者的桌面。一边是无名小辈，一边是大师与中国著名拍卖行，应当相信哪个？为什么连大师都看不出来，一个无名的书画爱好者却有这么大的自信？

　　五爪金龙露了馅？

　　惟一可以确认这件作品出自西晋的证据是开首宋高宗“晋墨”两字。记者采访的众多专家均确认这两字是假。

　　露出马脚的是龙爪。这两个字写在有五爪龙的纸上。上海博物馆书画部研究员钟银兰、中国美术史权威陈传席教授告诉记者：“宋只有三爪龙、四爪龙，没有发现过五爪龙，这两字不可能是宋高宗所写。”

　　“宋高宗的笔力高于宋徽宗，但没有徽宗有个性，宋高宗不可能写出这两头尖的篆书。”陈传席教授称。

　　上海书法家协会秘书长戴小京（《书法研究》杂志主编、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认为：“宋高宗与米友仁是一殿君臣，在此卷中有米友仁题字：右《出师颂》，隋贤书，绍兴九年四月七日，臣米友仁书。

　　要知道米友仁因精于鉴赏而被任命为御用鉴定师。文献记载，高宗每得法书、名画，命之鉴定题跋于后，或谓一时附会帝意，画颇未佳而题识甚真者。如果米定为隋贤，高宗不会在卷首书晋墨，如果高宗已题晋墨于首，附会迎合帝意的米友仁断不敢再定为‘隋贤’。

　　“嘉德版本的《出师颂》在历史上出现在明朝，当时过眼之人没有晋墨的记载，而在清初安仪周《墨缘汇观》时出现了‘晋墨’的记载。

　　可见晋墨是明朝人加上去的。那么为什么又伪造了高宗押记，与御府图书之宋高宗收藏印？目的何在？真是个谜。“

　　只有一人说是索靖写的

   既然作品本身已无西晋作品的依据，只有从历史记载中寻找了。记者采访了众多专家，他们的基本看法与嘉德在两点上是一致的：这一版本的确是从清宫流传出来的，乾隆的题记是真的，因为清代与民国对于这一版本均有照片或印石，特别是乾隆三希堂法帖。

　　大家都认为《宣和书谱》中首次记录了《出师颂》是索靖的作品，其他三种索靖法帖是《月仪帖》、《急就章》和《七月帖》，但这仍是宋徽宗的个人观点，并未成为公论。这一被称为宣和版的《出师颂》，上面有宋徽宗泥金题鉴，注明是西晋大司马索靖《出师颂》，目前下落不明。

　　当然也有人提出为何西晋至北宋近千年不见有《出师颂》记录，于是怀疑此帖乃宋人所造。

　　但嘉德拍的这一版本并不是《宣和书谱》中的版本。

　　记者找到了目前惟一认定此帖是索靖真迹的嘉德书画部负责人拓晓堂。拓仍认为自己的说法不是孤证，而是有据的。他说：“我们这一版本虽然不是宣和本，但是史称绍兴版本，后人多次叫屈，认为比宣和本更好，安仪周《墨缘汇观》认为要放在陆机《平复帖》前面，张丑更是说《平复帖》与《出师颂》一望便知不是中古之人。王世贞也这么说。

　　“还有乾隆两次御题，第一次认为米友仁说的是对的，第二次题时拿到了一件同样的本子，什么本子呢，就是宣和本，乾隆一比较，觉得宣和本是双钩，没这个版本好，又摹写了这个版本，觉得更好了，就说前语之误，也就是说米友仁说不对，应该是索靖写的。”

　　记者找到了安仪周的《墨缘汇观》，发现原文褒扬之句皆抄自王世贞的题跋，原文如下：“（前文记载见到了宣和版）今年秋家弟敬美新购得一卷，共大小行模相仿而结构特加遒密，古雅墨气如新，又有太平公主胡印……米友仁鉴定为隋贤，遂入绍兴府内，余窃以为二迹皆自幼安（索靖字）临出特绍兴之所入者佳，而宣和之所藏者当小次耳，小米不能别遂以隋贤目之……”

　　此文虽有晋书的推测，却并没有说是索靖写的，反而认为都是摹自索靖的，并非索靖真迹。张丑也并没有说此书是索靖书。“敬美是王世贞的弟弟，弟弟拿到卷子，哥哥吹捧一下，是中国文人特点，这些文字随意性极大，不能作为鉴定依据。何况可疑的是王世贞自称看到的宣和本已是旧得字迹不可分辨，而绍兴版墨色如新，纸寿千年，能不疑乎？”戴小京指出，拓晓堂所说的乾隆两次御题完全是偷换概念，把意思全弄倒了。他特意把原文找出来，一句一句向记者解释：“第一次题：”史孝山出师颂见阁帖中者或谓索靖书或且谓萧子云书，皆作章草，此卷米元晖定为隋贤当以其淳古有意外趣去幼安未远，唐人即高至虞世南未免束于绳捡故不办此耳。‘“意思是《出师颂》在北宋淳化阁帖中可以看到，有说是索靖写的有说是萧子云写的，都作章草，（这里指的是淳化阁帖中的版本而不是指嘉德的版）这一卷，米友仁认为是隋贤，依据是淳古有意外趣，离西晋不远，数百年的差距，唐朝的高人即使是虞世南、褚遂良，往往拘于绳法，也不能写成这样。（晋人的书法往往讲究意态不讲究布局与结构，显得潇洒。）

　　“第二次题：”此卷为石渠宝笈续入上等，曾题后摹刻三希堂帖中今复得一卷与此正同而墨气笔意似出双钩第跋字较此又似稍佳目定彼为次等，至阁帖虽有索靖章草，并非《出师颂》，兹以几暇临摹乃知前所识语之误因并记之。‘意为此卷清石渠宝笈收了题为上等作品，曾刻成三希堂帖，现在我又得到了一卷，文字是一样的，但是笔气好像是双钩后填墨的，题跋比这本好像还要好一点，就定新的一本为次等，后来又翻了淳化阁发现索靖的作品虽然有，但不是《出师颂》。又抽空临摹了这卷，知道上一次题错了，记下。

　　“乾隆的意思很清楚，发现自己上次题错了，自己临了一下，好像没以前说得那么好，（虞等写不出来）所以含蓄地说自己写错了。根本没有什么否定米友仁认同是索靖的意思。”而且所谓新帖肯定不是宣和本，因为如果是宣和本，有宋徽宗印，有董其昌的题字，乾隆肯定会大书特书刻入三希堂，因为乾隆自认风雅，最想学的就是宋徽宗，有宋徽宗题的，他全部收。

　　“这说明在乾隆时就有两个版本，加上宋的两个版本，又加上米友仁所见另一版本，与索靖有点临摹关系的就有五本之多。”

　　记者同时在1927年民国时期的《湖社月刊》上发现嘉德这一卷照片曾被刊出，题为“隋史孝山《出师颂》”。而在《申报》1922年8月10日上有出卖索靖《出师颂》一卷真迹，可见民国时版本也不止一个。

　　至此记者发现，所谓索靖惟一真迹的说法，上下千年，出处来源只有一个嘉德拍卖行。而惟一一个坚持此说的人是拓晓堂。

　　而嘉德仍给自己留了后路，在通讯内页曾写上晋隋间手写本，而在6年前残卷介绍时写的是隋。

　　敦煌出土隋人写《妙法莲华经》拍卖价仅6万元，北宋初年南唐之后钱淑真迹（有贾似道题朱熹题签）之长卷国宝，国际佳士得也只是拍了340万港币。五代关仝（传）《待渡图》，公认起码是北宋宣和绍兴两次内府收藏，在国际拍卖会上也仅拍出45万港币。

　　嘉德两年前自己拍的唐摹怀素《食鱼帖》，自估底价1000万，最后不知何因没有成交。

　　这次2000万的估价完全是建立在索靖真迹的宣传基础上，而事实是嘉德此卷虽是清宫旧藏，却是世传多个摹索靖甚至可能只是隋唐普通章草卷之一，有重要文物价值，但是否是两千万的级别，争议是巨大的。

　　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王伟平称：如果没有媒体炒作，1000万都卖不掉，媒体作用起了50％，现在所有的媒体都是道听途说没有做具体调查。

　　记者打通国家文物局电话，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告知，他们已收到张继刚的公开信，并组织专家研究，大部分专家与张继刚的看法是一样的。他支持本报完成这一调查。

　　笔力太单薄

   拓晓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认为确定这件作品为晋代真迹有如下依据：一是纸张，肯定是1500年前的；二是书法风格完全符合史书上记载的索靖书风银钩蛰尾的特点，例如“颂”字两点如游丝连带像蝎子的尾巴，现代人是临摹不出来的。

　　对此书法界人士的说法却完全不同：张森（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隶章体书法权威）说：“一眼就可以看出，这幅作品不是隋唐之前的东西，因为它没有晋代书法的时代韵味，隋唐之前的作品与其后的相比，要质朴厚重得多，唐之前毛笔用短锋，下笔就有厚重感，从笔法、结构、气势上来看，这幅作品下笔单薄，很可能是明人摹本。”

　　陈传席（中国美术史权威，书画家）说：“张大千造假画用的纸是真正古画的空白部分。纸不能说明问题，嘉德这幅东西，看正文，我觉得断定是晋字缺少证据，甚至断定为隋唐都有问题。晋书平淡、圆浑，他这个字没有晋字的圆浑与厚重感，字的气息离晋字有很大距离。而且这字与宫廷刻石（根据原有的真迹所刻）明显有距离，刻石反而更圆润，接近晋字。我对照了米友仁的审定款，米友仁的字也有问题，绍字漏锋太明显，书法大忌，审定两字不对。”

　　戴小京说，所谓银钩蛰尾只是形态，这样的摹写是很容易的。

　　大师如是说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嘉德拉来的大师大旗，也是有点虚火。

　　记者拨通国宝级鉴定大师傅熹年的电话：“傅老，听嘉德说您向国家建议购买这件国宝。”

　　傅熹年说：“没有这个事情，绝对没有这个事，我没有写任何东西。《中国文物报》说我讲这个东西非常好，让国家买，我已经让他们更正了。公家问我什么态度，我就说了。哪些部分是假的，我也跟国家说了。媒体我一概不说。不要理它，越炒要加几倍的价格，吃亏的是国家。”

　　记者又打通了六人小组的成员杨仁恺先生的电话：“杨先生，听说徐老建议国家买这个国宝，你如何看？你认为此卷是索靖写的吗？”

　　杨仁恺先是笑，说：“他们把照片寄来了，从照片上看这东西是从故宫流出去的，溥仪带出去的。我要看了原件再说。如果是故宫那件，就是隋代的，米友仁是有道理的。”

　　90岁的启功老先生是六人小组中最权威的书法家，他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这件东西不是索靖写的。米友仁说是隋贤所书，是因为这一作品风格既不是晋人的也不是唐人的，所以定在隋代，这是很高明的鉴定。晋墨两字是假的，那是明朝的纸，宋高宗如何可能在明朝的纸上写字？拍卖行是商业行为，乱炒！炒得越高越好。这就是他们的想法。我们从没有向国家推荐买这件东西。”

　　记者打通了徐邦达的电话，他的夫人滕芳告诉记者，徐老发烧了，不能接受采访，滕芳告诉记者，东西是隋代的。

　　记者又问询了国家文物局，文物局官员表示从未接到过六人委员会成员递交的购买报告。

　　一位知情人告诉记者：故宫博物院与北京文物局都开过专家会了，没有一个专家认为这是索靖的作品。有人认为出自隋代，有人认为是宋朝的，有人认为是明朝的。

　　记者向其他一些专家问询的结果就有些奇怪了，不是说“拍卖的事，我不能说，太复杂了”，就是不表态。

　　拍卖行不保证拍品真假在《中国书画报》上，拓晓堂终于对目前对嘉德的种种说法作出回应，他仍坚持该作是晋朝之物，但又称：就如明朝鉴赏家所称不论是萧子云，索靖，还是隋贤，恐皆属悬断，它只要是神采飞扬，不失神妙，无论是晋是隋，都是书林至宝。

　　嘉德的副总经理寇勤对记者讲述了他对拍卖行业的理解：拍卖行业和嘉德都有不保证条款，即拍卖行不保证拍品的真假。但是我们也有道义责任，因此当专家提出假的拍品证据确凿时，我们也会撤下来。他感谢众多学者对拍品的关注，大家探讨问题，无可厚非，每个人都会有倾向性，但他认为鉴定拍品一定要听文物鉴定专家意见，首先要重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专家的看法。必须以实物鉴定为准，有些一流的学者教授不一定是一流的文物鉴定专家。

　　据记者了解，寇勤的说法是符合中国拍卖法的。国内的专家鉴定又是不透明的，记者曾要求查看北京文物局的《出师颂》研讨记录，被拒绝。记者问保密的法律依据何在，北京市文物局回答：没有什么法规，这是我们行规。这样拍行与竞拍者处于信息不对称的较量中。对拍卖法深有研究的陆欣律师认为，拍卖行如果不履行告知义务，不将不保证条款向公众公布，就违反了民法中的诚信原则，目前法律在实践中仍有可能按格式条款判拍行败诉，上海静安区民国红木太师椅就是一例。

   国家的钱 学者的眼  

   采访 本报驻沪记者翟明磊

   受访：陈传席（博士、南师大教授、国家特殊贡献专家、中国美术史权威）

　　现在造假水平越来越高，特别是日本，连霉点都可以造成一两千年前的水平，是用加速氧化的方式。所以我们传统的鉴定方式如果不改的话，问题就严重了。张大千造假是用古画截下的空白纸，专门的墨，专门的洗涤剂洗去表面的浮墨。

　　书法真假问题可以再讨论，但是投拍的方法应当马上改。现在是博物馆几个人一决定，就马上买下来，等大家认为是假的已经来不及了，投拍决策过程一定要改。国家拿出这么多的钱买一样东西，一定要全国的学者参与考证。这也说明你国家的学术水平。只要认真讨论，真假一定能判断出来。即使最大的鉴定家，看走眼也是有的。何况大鉴定家往往不好意思查资料。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买王已千收藏的董源《溪岸图》，请了全世界的学者专家，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法国、日本，最后显示了中国的学术水准，美国学者认为是张大千伪造的，中国学者显示了更高的感受力，认为肯定不是张大千伪造的。最后尽管意见不一，但统一认识为古物。

　　我们也许不能请全世界的专家，但可以请全国相关专家学者。几千万的东西拿出几万元请专家来鉴定，这样可以避免买假东西，浪费国家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