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语：文化传承内在调适机制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省思

　　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归根结底是使之有效地得到保存、延续、继承，并传之久远，惠泽后代。在如火如荼的遗产运动中，以文化传承内在调适为基础和前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该从文化遗产所有者的主体立场出发，充分考虑文化传承和遗产自身的内在调适机制，正确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我调适、保存和延续的规律。尤其是以外力的形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路和方案，更需要正视和重视遗产自身的这一特点。

　　从文字产生以来，人们长期过于强调文字传承的功能，忽略了其它的文化传承方式，故而也忽视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特点和规律。究其原因，在中世纪或更晚时期文字印刷诞生普及之后，受到印刷“霸权”的影响，认为只有文字才是最高级的文明表现，将传统的文化传承方式视为“落后”的，可以摒弃的；如果谁人倡导或持守，人们更视之为不求“进步”的守旧“遗民”；而对新的文化传承方式，人们又往往误认为这不是主流代表，有旁门左道之嫌，不屑一顾，认为传承的主流正统惟有文字一途。要言之，文字印刷霸权怪圈障蔽了人们对不同文化传承的正确认识，从而忽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重构成因素，导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过程中，外部力量的“抢救”亦成为主流。事实上，我们生活中的每一种文化传承方式，在传承人类文明的过程中都是不可或缺的；每种传承方式都有各自独特的意义、价值和功能，是其他传承类型不可替代的。厚此薄彼，过于强调某种文化传承方式，都会造成文化传承内在机制的失调；这种偏颇的理念，才是文化断裂、断层、消失、灭绝的症结所在。毕竟文化传承的各种方式，就像生态（物）链一样，有其自我调适的能力，人为地割裂某一“链条”,将会致使传承平衡状态遭受破坏，以致失范，造成失衡。建立在文化传承基础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各构成要素也是统一整体，像生态链一样，所以对之行事外力保护的时候，不可不思考造成损毁固有内在调适机制的可能。文化内在的因素“经过历代相传，即‘濡化’或‘传承’（enculturation）而保留自己的传统，能够稳定、持久而不断发展”[21]（P432），非物质文化遗产何尝又不如是。也就是说，“文化是各种文化因素构成的统一体或整合系统” [21]（P432），文化传承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各要件自身并没有主/次、中心/边缘的区分，而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完整的、绵延的整体，各种传承方式和遗产构成要素之间互相纠结，不分彼此，统一在文化共同体之中。

　　质言之，在无文字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要具备“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从文化传承的内在调适机制入手；不可一厢情愿，自以为“施予”他者的就是善举善行，缺乏文化内里的静思沉想，造成“好心办坏事”的不良结局。站在遗产所有者内部和主体的立场，以主位的角度反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林林总总的思路，我们在进行和实施保护时会更理智、更理性、更合理。

(稿件来源：黔西南州委宣传部)

　　参考文献：

　　[1] [美]克利福德·吉尔茨：《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2] 赵世林：《论民族文化传承的本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3] 布迪厄认为“惯习（habitus）”是一种明确地建构和理解具有其特定“逻辑”（包括暂时性的）和“立场”的实践活动的方法，既预含着某种建构的观念，又是集体对应于特定位置的行为者性情倾向（dispositions）；既是个人的，主观性的，也是社会的、集体的。要言之，“惯习就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即在把一系列历史关系“积淀”在个人身上，形成一种结构形塑机制（struturing mechanism）的同时，个人也在“场域（social field）”中投入和展现其“意义”.详见[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4]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

　　[5] L·R·Palmer（柏默），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Linguistics,p.151.转引自罗常培：《语言与文化》。

　　[6][美]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7] [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郜元宝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8]王亚南：《口承文化论──云南无文字民族古风研究》，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9]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10][法]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巫术·宗教·艺术·神话》，陆晓禾，黄锡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

　　[11]参见拙稿《仪式展演与实践记忆──以一个布依族村寨的“送宁”仪式为例》，《人类学新苑》（内部刊物）2007年复刊第1期。

　　[12]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转引自王铭铭“格尔兹文化论丛”译序。

　　[13] 费孝通等：《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14] 詹姆逊指出形象的产生是后现代文化表述转向的典型性特征。在今天，形象就是商品，老问题的新回归并不构成对后现代性问题的责难，而是吸纳了新的交流手段和控制论技术。山歌光碟既是老问题的新回归，成为人们一种新的交流手段和新技术的运用和控制，也是形象性的商品，颇具后现代文化表述的特征。参阅[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性中形象的转变》，《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5] 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6]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星河：对互联网、商业和社会的反思》，郑波，武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17] 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导言，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氏著尽管讨论的是影视人类学图像与文字在文化表现上的相对关系，事实上其他文化传承方式与文字表现之间都是不可替代的。

　　[18] 陈原：《语言社会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19]《周易·系辞下》卷八，[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版。

　　[20]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21]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系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生，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 福建  厦门  3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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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新华网 2008-0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