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活属性决定了非遗保护必然是长期地、持续地在民众日常生活中进行的事情，而主要不是在社区生活之外的表彰或作秀，这样，非遗保护的主要任务自然应该是文化遗产持有者的事情，而不是来自社区外部的人来做的，也就是说非遗的传承与保护是一体的、密不可分的。从根本上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所在社区的民众的生活方式和历史文化传统，使民众增强文化自觉意识，自觉地、主动地采取措施把非遗传承下去，这是非遗保护的最重要和最艰巨的任务。非遗的传承主体和保护主体也不应该截然分开，文化遗产的持有者、传承者当然是保护主体的主力军。这才是符合逻辑和学理的。这样说，并不是低估政府在非遗保护中的重要作用、减轻政府的保护责任。政府是非遗保护的发动者、组织者、管理者、支持者、推动者，这些作用是非遗保护得以展开和持续的关键，其重要性显而易见，而且，政府还要促使、组织民众承担起保护主体的职责，这种任务比政府部门直接从事保护工作还要艰巨，责任也更为重大。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来做进一步的说明。福建省长泰县江都村每年夏历九月初七到初九为连氏家族赛大猪祭祀祖先和“三公”的节日。所祭三公是南宋精忠爱国的三位英雄：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仪式地点三忠庙及庙前的小广场上。节日时间本在夏历六月，1989年为避开炎热天气而改到九月。该活动始于明代，20世纪50年代起中断，1982年恢复“排大猪”，1989年恢复“赛大猪”。本来猪本是祭祀仪式的主要祭品，村民在这祭品上大做文章，赛大猪成为该节日最具特色的活动。江都村人口为5100余人，多为连氏后裔。该地盛产花岗岩，村里石材开采加工行业开展很好，有150多家石材加工企业，为村民带来可观收入。2006年该村年产值达到7.8亿元，人均收入2万元以上。村里有100多家商店，高层楼房随处可见，超市、银行、娱乐场所等点缀其中，已是经济发展较好的小城镇面貌。2012年10月，该村仍按常规举办该节日的活动。与往年不同的是，这次节日，该村将接受一个较高端的学术会议代表的参观考察。这里我们通过分析这次节会和考察活动中当地民众、政府和学者三方之间的关系来看该文化活动的保护主体问题。

　　前来考察的代表们所参加学术会议是“海峡两岸文化遗产学术研讨会”，主办者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民族文化遗产专业委员会与厦门理工学院，会议代表有来自海峡两岸高校、科研机构的学者，福建省某些非遗项目传承人，还有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和厦门市社科联的领导。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的两位领导还有较高行政干部级别：一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是前国家民委副主任、现任全国政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属于退居二线的副部级干部;一位研究会秘书长现任国家民委研究室副主任，是正厅级干部。按着惯例，较高级别的官员参会可以提高会议的新闻报道等方面的“档次”;有这种官员参加的考察也会受到地方政府部门的重视和较高规格的接待。但这次会议上，这两位较高级别的官员代表就是以研究会领导和会议代表的身份出现，除了大会开幕式坐在主席台上，其它场合一律以普通代表的身份出现。会议安排江都村考察，如果通过所在县政府渠道安排接待，很有可能影响到祭祀仪式的自然进行，对民俗活动展演的本真性造成较大干扰。会议的发起人和主要操办者是厦门理工学院的刘教授，以前曾带学生到该村做过田野调查，此次她直接联系江都村村委会，只说会议代表们要前去考察，特地嘱咐不要特别招待，并商议好了接待与考察的大致安排。

　　这天，40多位会议代表乘车赶到江都村时，已是下午五点多。代表们先到村委会所在地。只见小院的中间摆放了两个圆桌，每个桌子上放着热气腾腾的四个大盆，里面是香喷喷的当地农家饭、菜、汤，院子四周整齐地摆放着一圈塑料凳。代表们包括两位高级干部分头自己盛好饭菜，就在院子里或坐或站地吃起来，都说农家菜很香。吃过饭，村里派人领着去参观杀猪。去的是当年养成“猪王”的人家。这年的猪王960斤，破了历史记录。赛大猪就是比赛评选谁家养的猪最大最肥，养出“猪王”的人家会获得很高的荣耀。全村人家分为24个组，每年三个组参赛，这样每户人家要八年才有一次参加赛猪的机会。初七傍晚开始，参加赛猪的人家陆续把猪杀了，洗刷干净，打扮起来，将整猪披红挂彩，架在手推车上，晚上十一点多推到三忠庙前，参加赛猪祭祀仪式。这天会议代表参观完“猪王”的宰杀后，就赶到三忠庙。此时是晚七点多，距赛猪活动开始还有四个多小时。庙前的戏台上正演出歌仔戏，是村民们捐款从龙海市请来的小百花芗剧团在演出古装戏。但代表们大多听不懂戏文，又暂时没有安排别的活动，就只能在三忠庙周围各自找地方坐下，等待赛猪活动开始。十一点之后，参加赛猪的人家陆续把猪送来，共有一百多头，在庙前小广场上架好，猪头冲着庙的方向，列了十多排，场面十分壮观。全村的人也都拥来观看，庙前广场上人头攒动、人声鼎沸。晚十二点左右，赛大猪活动组织者在小广场戏台上宣布本年参赛的大猪前几名，并请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主任代表外来的学者和官员做了简短的发言。凌晨三点祭祀仪式才正式开始，五点结束。到晚十二点半，会议代表们开始集合，先回村委会小院吃了夜宵，回到宾馆已是凌晨两点多。还有几位会议代表留在祭祀现场做调查。据村民说，祭祀仪式结束时，各家会把猪头砍下，然后将各自的猪带回家。带回的猪不能卖，当地认为这猪卖了不吉利，要用来请亲戚朋友和邻居们来家里吃掉，并将吃不完的猪肉送给他们带走。过去送给每户亲戚朋友四五两，现在送四五斤。送不完的猪肉就冻起来。宴席要丰盛，还要好烟好酒招待。

　　江都村“赛大猪祭三公”活动的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显然是该村连姓村民。祭祀仪式的时间、地点、程序完全按民间习惯进行，节日整体活动由“甲头”负责组织，甲头是大家推选出来的信得过的人，不一定是村干部。村民说：这些事“村干部不管的”。事实上，村委会给予了政策上的支持和鼓励，并负责联络、接待外界来访者的考察活动，只是不直接干预节庆活动，让赛猪祭祀仪式完全按着民间传统进行。会议代表们也严格处于观察调研者的位置，对于亲历“原生态”的极富特色的民俗活动感到收获甚丰。可贵的是，当地干部、外来的官员和学者们都对该活动的民间传统给予了应有的尊重，如果村委会为了方便考察者而改变赛猪祭祀的时间或方式，就会损害民俗活动的本真性。

　　目前该村的“赛大猪祭三公”活动还没有进入各级非遗名录，但是长泰县山重村“赛大猪祈丰年”2012年已进入福建省第四批非遗名录，因为二者属于很类似的民俗活动，可以由此判定江都村的该活动虽然没有进入名录，但是其性质和价值与后者是接近的，也是值得认定和珍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它没有进入非遗名录的情况下，来自外界的保护措施就很少，主要是该村民众在自发地传承和保护。目前它的传承动力还很强，民众参与的积极性很高，在没有得到官方更多的认定、表彰和资助的情况下仍能很好地传承。如果它能进入较高级别的非遗名录，会得到外界的更多关注和支持，当地民众也会有更高的传承热情;在保护思路正确的情况下，它作为登记在册的非遗项目自然能够传承、保护得更为完善，但是如果保护思路不正确，它也会遭受“保护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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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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