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整体性保护

　　整体性保护是非遗保护的重要原则。非遗的存续和传承与孕育、滋养它的环境密不可分。非遗的整体性保护，是指非遗保护从单一的项目性保护转向保护非遗得以孕育的人文环境，保持文化生态平衡。文化生态系统包含自然、经济、政治、社会、人、环境等诸多因素。非物质文化遗产总是存在于特定的文化空间中。一方水土一方鱼米，不同环境造就不同非遗。一砖一石，一草一木，地方美食、乡间俚语，春风化雨般滋养造就独特的当地风情，正如俗话所讲“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脱离生存环境，孤立地保存一个非遗品种，就会失却其鲜活生动的本来面目，是很难实现活态传承的。“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文化现象的整体，并不只是一个单独的物件，只有从生活方式层面进行整体性的深度保护，才能真正体验、领会非遗丰满丰富的意义。比如，民间剪纸就应该在节庆、婚嫁或其他民俗活动中贴在窗户上，表达和谐和睦、丰收健康、欢喜圆满等美好寓意，引发最广泛的情感共鸣与认同。如果让其脱离民间语境，脱离日常生活，将其镶在玻璃框、置于艺术馆中，成为静观性的审美对象，活生生的艺术就被僵化了。

　　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理念是由欧洲国家最先倡导的。欧美发达国家在经历能源危机和生态污染之后，开始关注到文化与自然生态的互动关系，提出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应该进行整体性保护，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生态博物馆的建立。生态博物馆发展理念就是将文化保护融入所生成的文化空间和自然环境中，“把人和房子一起保护”，从而阻止文化退化，保护文化多样性。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的实践始于20世纪90年代博物馆学界关于“生态博物馆”理念的引入。1995年中国和挪威两国在贵州梭嘎建成我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我国早期的生态博物馆多集中于文化面貌丰富多彩的西南地区。贵州以中外合作的形式建设了梭嘎、花溪、堂安、隆里、地扪生态博物馆；广西推行“10+1”模式，由广西博物馆联动建设了南丹里湖、三江等10家生态博物馆。生态博物馆并非针对乡村，欧美国家多集中于城市社区，被称为社区博物馆。从2010年开始，我国开始选取东中部经济基础较好、文化特色突出的地区建立社区博物馆，如安吉生态博物馆、福州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等。

　　经过30多年的实践探索，我国各地先后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以及东部发达地区的古村古镇、工业遗址和城市传统社区等，建成50座生态博物馆或社区博物馆。就目前看来，我国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并没有实现预期目标。它的出现非但没有对当地的文化起到理想的保护和传承作用，还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其变迁。很多生态博物馆都沦落成为民俗旅游村。国际博物馆界对生态博物馆发展旅游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旅游会对原生文化造成冲击。生态博物馆在国际上的开展也并非一帆风顺。自20世纪80年代起，全世界曾经出现了300多座生态博物馆。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将近一半已经消失。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本身非常美好，但如何实施还需要更深的理解。

　　2005年文化部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角度提出“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概念，并从2007年起先后在17个省、区、市批准了闽南、徽州、热贡、羌族等21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各省区市设立了146个省级实验区。2019年3月1日，文化和旅游部出台了《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总结实验区建设经验，进一步完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申报、建设、管理的工作机制。从实践中看，生态博物馆文化形式较为单一，模式也基本相似。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位于梭戛乡，所辖12个自然村寨。福州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位于福州中心城区，保护范围是38公顷的历史文化街区。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地域范围更大，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包括福建的泉州、漳州、厦门三地，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保护范围是：安徽省黄山市的全境，安徽省绩溪县，江西省婺源县。重要的是理念不是名称，不管是生态博物馆还是文化生态实验保护区，还是国家文物局推行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综合试点”，本质上都是相同的，都强调非遗生存空间的保护，即“见人见物见生活”。不仅要保护单一的非遗事象，还要保护居民的传统习俗和生活形态，以及古村风貌、古建筑保护等物质遗产诸多方面。理念是美好的，但是同生态博物馆一样，文化生态实验保护区的建设也同样面临诸多质疑：范围过大、内容庞杂、人才资金不到位，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措施等，并没有取得实质意义上的保护效果。最关键的是，如何把握开发与保护、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度，这是所有民族文化变迁中面临的两难选择。

　　从《公约》中可以看出，非遗的特征之一就是“为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某种文化现象是不是一个群体或个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取决于他们本身是否认同。但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往往由国家主导，缺乏民众认同和参与，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我国现有21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11个在少数民族地区。尽管政府利用政策扶持、资金保障等强力推行，但对于地处偏远的民族村寨来讲，让人们过着真正困顿的农耕生活，仅供游人观赏，无疑是对人性的摧残。一个群体在没有解决生存问题之前，很难产生保护自己传统的“文化自觉”，人们更急于改变自己贫困的生活状态，所以当地政府和居民毫无例外地热切地拥抱了旅游。他们觉得自己的传统文化已不合时宜。尽管他们还是穿着民族服装，但已不像从前那样享用传统服饰之美。尽管还跳着民族舞蹈，但心中已无激情，虽然精彩但也做作，就连祭祀活动也成了每天必演的节目，而不再是源于内心需求。在游客的目光之外，他们已经放弃了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乡土文化演变成了旅游者的文化怀旧和文化猎奇，成了伪民俗。

　　但是，要求当地人固守文化传统，保护所谓的原生态，是否同样是一种伪民俗呢?“整体性保护”这一概念的核心和运作的最终目的是保护特定群体的文化传统，但传统文化保护如果背离了传承群体自己的意愿，单纯靠他者的意愿和行为去推动，只会沦为主流文化观赏、凝视和猎奇的景观，因而是不可持续的。很多时候，当地居民对这种外界强行施加的保护行为内心是排斥和抗拒的。欧洲生态博物馆概念的提出，是在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过渡的时期，是一种面对能源危机和生态的压力而产生的文化自觉行为。但在我国，即使是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保护过程也并非出于自觉自愿。受商业经济的影响，经济发达地区对金钱的膜拜更为严重，发展经济的愿望也更为急切。实际上，在全球文化一体化的大潮中，没有任何文化能保持原生态。不管是生态博物馆，还是文化生态实验保护区，其整体性保护的理念，不是将其封存不变，而是让文化传统在当代文化环境中转化、创新和传承。这种转化传承，必须出自当地的民众包括政府自觉自愿，使传统文化的传承从自在的迷失状态转向文化自觉，从而取得文化转型和文化发展的自主权，只有这样，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根和魂，同时也是推动民族复兴的独特战略资源。早在一百多年前近代旅游发轫时期，历史遗产的保护和旅游业发展即是相互促进的。二者完全可以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实现互利共生。文化生态保护区、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它只是为文化变迁中兼顾传承和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我们不能要求保护区内原住民放弃资源开发和产业发展。也许只有如此，他们的传统文化才可能被更多的人认识、珍视并传播。在文化全球化和同质化的当代，仍然成为他们文化认同的鲜明标识。也只有这个时候，才能说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得到了保护。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内以“民俗”或“文化遗产”之名进行的商业性娱乐活动，似乎意味着传统文化生态的破坏(事实上，也确实有很多案例证明了这种破坏，但非遗的保护和文化多样性发展本来就极具复杂性)；但另一方面，伪民俗中也有真传统。博物馆专家马克·摩尔用“镜子”生动地表述生态博物馆的功能，当地民众可以从这面镜子里看到自己，并认识、接纳自己。的确如此。当地人在商业化的过程中重新发现了他们传统文化的价值，从而可能产生文化认同，激活对自己文化的热爱和自信，这成为他们从镜像中重新发现乡土自我、重新寻求身份认同的契机，乡土文化传统也在新的文化生态环境中经过调适而获得重生。

　　文化生态的平衡具有动态性。传统在消失，但传统也在生成。每一种传统文化都有自我保护和自我修复的能力，文化发展和传承的过程包含着不断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的过程。对传承实践中的各种创意创新，比如一些遗产项目的商业表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传统的影响力，加速其传播。只要不是歪曲遗产的文化内涵，不是违背持有者的意志，要给予宽容鼓励。创新能否成为今后的传统，要留待实践检验，时间本身就蕴含着可能性。比如北京著名旅游景点什刹海街区有个专门说相声的剧场——嘻哈包袱铺，是在旅游景点模仿传统风貌新建的娱乐场所，看起来和所有迎合游客的“伪民俗”风情旅游项目并无不同，实质上却包含着真实的传统文化，为本地人和外地人传播着老北京的民俗文化，吸引着观光的游客，也汇聚着保持或向往传统文化的居民，重构出一个北京民俗文化生态空间。即使是伪民俗，也同样隐含着某些传统民间文化的因子，并可能吸引真正的民间文化传承者介入，在繁华喧嚣的文化市场中实现传承。

四、结语

　　如何把握开发与保护、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却又很难一概而论。创新的节点和尺度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传统技艺中机械的使用什么程度上是可以被容忍的?有一项著名的哲学思想实验，叫做“特修斯之船”。一艘船随着时间的流逝，它身上的每一个零件都被更新了一遍——那么，完全更新后的船，还是最初的“特修斯之船”吗?关于这个问题，比较被认可的结论分析是这样的：一件事物，只要它更新前后的关键因素具有“同一性”，而且这种更新具有“时空连续性”，那么就可以认定“我还是我”。这个问题可以应用于各个领域，对于非遗的记录和传承，要顺应自然，也要锐意创新。非遗的顺时、顺势，实现自我发展都是值得鼓励的。一方面要秉承传统、不忘初心，但也要砥砺前行。文化全球化和互联网络等通信技术手段的快速发展，加剧了西方主流文化对全球的覆盖，民族传统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经过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转换为世界看得懂的形式和内容，才能吸引年轻人和全球消费者，才能够真正地融入时代、进入生活。如此，才能真正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本文刊载于《民俗研究》2019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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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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