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史研究中，以1989年《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和1997年《“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计划》为核心的事件史梳理已经取得一定成果。相较于前者，既有研究对《“代表作”计划》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脉络的关注仍显不足，对其与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间内在联系的认识也相对滞后。就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演进史的全面抽绎而言，将那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纳入过程性分析，并从特定的历史脉络出发进行系统性阐释，或可有助于学界进一步建构对于国际文化政策演进基本过程的多向度认知。

关键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脉络；事件；学术史

作者简介：朱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732)。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建设“中国史诗学”的阶段性成果。

　　作为当下最炙手可热的话题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已成为各个学科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究其原因，其一可能与非遗从陌生到熟悉再到接受的概念化过程有关——国际社会不断反思和修正既有的文化遗产观念，为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有效的思想工具；其二则可能与当前国际政治话语的建构和民众的日常文化生活有关——教科文组织主导的各类会议及其决议，不仅深刻影响了各国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直接波及到五大洲居民的日常文化生活与实践。也就是说，在非遗保护的领域内，全球性与地方性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发生着对话和互动。在某种意义上，将某种文化及其实践认定为非遗并对其加以保护，不单是全球性遗产保护话语的一种地方性实践或是全球遗产化进程的一种在地化表现，同时也是一种将地方性放入全球的宏大谱系中进行比较和理解的全新尝试。换言之，不论是民俗学还是其他人文及社会科学学科，非遗研究都是推动学科建设与理论生产的重要契机。因此，对教科文组织非遗保护的基本历程进行研究，也就成为各个学科切入非遗研究的必要前提和出发点。

　　目前，针对教科文组织非遗保护的历史脉络，国内相关学者已大致勾勒出从其概念的涌动到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最终出台的演进轨迹。其中，代表性的学者有朝戈金、巴莫曲布嫫、安德明等，他们的研究对于国内非遗的话语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也使国内读者进一步了解到教科文组织保护非遗的历史背景。在上述学者的启发下，笔者尝试对相关学术史进行考证和爬梳，并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事件史考述》一文，简要介绍了教科文组织保护非遗进程中两条既平行又交织的发展主线：其一是以1989年《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以下简称《建议案》)为核心的线索，其二是以1997年《“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计划》(以下简称《“代表作”计划》)为核心的线索。

　　应该说，在既有的学术史研究中，推动这两条线索发展的多数重要事件已得到不同程度的观照和分析。换言之，多数学者对于《公约》及背后非遗概念的起源式探索，已经详述了国际社会经由知识产权来保护民俗所遭受的挫折，进而转向以全球的文化视野对非遗进行保护的演进过程。但是，相较于1989年《建议案》，既有研究对《“代表作”计划》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脉络的关注仍显不足，对其与《公约》之间内在联系的认识也相对滞后。因此，本文尝试围绕这一条线索展开研究，回溯和挖掘这段历史中的若干关键事件。

一

　　进入论述之前，仍需对教科文组织保护非遗发展历程中的两条线索稍加总结，以便读者能在更为宏观的历史背景中定位本文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如前述，第一条线索以1989年《建议案》为核心的爬梳理路，主要包括从20世纪70年代到1989年《建议案》出台，到1999年于华盛顿召开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全球评估：在地赋权与国际合作”会议，再经由2001年的都灵、埃尔切会议以及2002年的里约会议，一直到2003年《公约》出台等由一系列关键会议和事件构成的历史过程。第二条线索则以1997年的《“代表作”计划》为梳理依据，涵盖了该计划出台前后的一个历史时段——从二战后日本引领的通过制定文化政策以抵御文化全球化和标准化对民俗的冲击这一潮流，到1993年“人类活财富”(Living Human Treasures)的过渡性项目，再到1997年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等具体的活动和项目——从实践的角度为《公约》出台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可谓其名副其实的“活态试验场”。简单归纳上述两条线索，其一可以是非遗的概念化过程，其二可以是非遗保护的实践简史。直观而言，这两条线索呈现出前后继起又彼此平行的关系：二者源起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且推动二者发展的相关背景也不尽相同。但是，两条线索终因国际社会保护非遗热情的升温，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合二为一：华盛顿会议之后针对《建议案》的反思与《“代表作”计划》的工作报告形成了深入的互文性，说明两条线索已经合流并产生了叠加效应，从概念和实践上共同为《公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深入比较这两条发展线索，我们会发现第一条线索与特定思潮的涌动有关，其发展的历程反映出非遗概念从萌发到引发全球共鸣的步步深进，同时似乎也昭示了随着人类的知识积累和社会进步，非遗保护必将成为全球大势所趋的一种历史性选择。第二条线索则以具体的实践活动或项目为主，其思想背景虽大致不脱离非遗概念的发生和演进史，却夹杂了更多地方性、个人性因素，并且这些因素在历史大势的成形过程中同样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由此，两条线索也呈现出相对不同的叙事风格——第一条线索对于各种会议、事件的描述，大多只保留各方经过沟通和妥协而达成一致的结果。其中的争议和辩论过程，或者说个人化的表达和观点，常常被最后的协商结果或主流话语所掩盖和遮蔽。因此，在这种叙事风格下，非遗的发展史常常被描述为一种时代精神的兴起或者一种文化遗产保护新潮流的勃兴。第二条线索本身就是实践的、务实的，每一个项目、活动都有其具体的目标、实施细节和成果，涉及大量有关时间、地点、人物、动机等方面的信息。孤立地考察每一个事件并不能提供细节之外具有历史纵深感的信息，唯有将其放入整体的发展脉络，我们才能进一步建构事件之间的历史联系及其在历史过程中所发挥的特定作用和功能。

　　这种看待非遗发展史的眼光，在某种意义上与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主张的将文本放入语境中理解的“语境主义”主张相似，同时也与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式的史学观即将思想放入历史的整体脉络中考察的看法相关，其基本的出发点正是将历史事件置入其自身的发展轨迹中进行理解的一种尝试。在其著名的《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一文中，斯金纳对那种只关注文本自身以及认为观念具有超越文本和时空的永恒价值的看法进行了驳斥，强调研究者必须要考察经典文本赖以产生的条件和语境。同时，由于受到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和奥斯丁(J.L.Austin)的深刻影响，斯金纳还认为任何思想本质上都是言语行为，因此研究者还要关注特定言语背后的特定意图，考察特定语境下特定言语所针对的特定问题。在上述理路的烛照下，本文主要以第二条线索中的关键事件即马拉喀什会议为考察对象，力图对《公约》出台背后的实践基础及其内部的复杂性，以及该事件与教科文组织后来的保护实践之间的内在关联做出描述和分析。

　　虽然现有研究对于《“代表作”计划》启动背景的整体描述存在一定缺失，对于马拉喀什会议推动《公约》发展之关键作用的认识也相对浮浅，但是，一些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意识到了《公约》演进与马拉喀什会议之间的内在关系，例如爱川纪子、巴莫曲布嫫、施密特(Thomas M.Schmitt)、艾哈迈德·斯昆惕(Ahmed Skounti)，等等。他们认为，马拉喀什会议对于《“代表作”计划》的启动具有不言而喻的推动作用。借用巴莫曲布嫫的总结，这是非遗概念化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事件”。施密特也认为，教科文组织此后对于非遗的保护实践，基本可视作马拉喀什经验的“一种地方性的全球移用”(the global appropriation of a locality)。这提示我们，对于整部国际非遗保护发展史而言，只有补足了过去被人们忽视的那些重要细节，既有的学术史钩沉才能称得上完整，否则便有跛足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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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